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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中产阶层,我们向来不缺乏“最新”数据。
最近的,是有某咨询机构预测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之众。够鼓舞人心的。仅凭简短的新闻报道,我们无法确知数据的来源和预测的根据与过程。大概少不了精微复杂的模式推演。但既然是预测,而且是说十年后的中国,这活儿恐怕只有世界杯预言大师章鱼哥保罗够资格试一试。
另一个数据,是北京市现在有40%的中产市民。没有看到多少市民欢呼雀跃,倒是听到不少质疑声。有评论指出,划分中产不能主要根据收入、财产等经济指标。平和理性的心态才是中产的真正标志。我的看法,心态的事情不太好说。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广大群众,安于现状也好,平心静气也罢,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吗?但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中产的帽子?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程度如何?他们有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和规范?若加上这些社会意识方面的指标,得出的结论会很不一样。
如果单从收入和财产的层面测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分化状况,中产阶层的概念不是一个好的测量工具,我们有更可靠的指标。较为普遍接受的,一是基尼系数,用以显示社会成员之间财富分配的差距,是反映一个国家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这意味着中国人口20%的最低收入人群仅占总收入的4.7%。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另一个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用于食品支出的额度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般来说,用于吃饭的支出越多,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越低。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城市高于农村,平均约为40%,在近30多年里呈上升趋势,超过了温饱线,但整体上并不富裕。
这两个指标,一个关于收入,一个关于支出,有相对规范的测量标准和方法,还可以用于国家之间的比较。而且,其结论也与我们的生活感受差不多,不至于雷人。透过这两个指标,我们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总体状况可以有一个较客观的认识。
由此反观,不难看出目前关于中产阶层研究和报道中的嬉戏成分。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哪一个更符合需要呢?算盘上的珠子拨来拨去,“研究”难免成为一场数字游戏。我不是在指责研究者不够严肃。我甚至可以体谅研究者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利益驱动力。但很显然,公众知道如何对待这些政治正确的数据。
我们将中国社会的稳定寄望于中产阶层的壮大。但希望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用期望中的数字打造一个概念性的中产阶层,用期望中的数字遮盖社会分裂的事实,这两种混淆都是不可取的。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现实社会中,中产阶层的概念没有多大的意义。
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与其一哄而上炒作中产阶层的概念,不如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社会分化的实情。对社会现状有一个客观而清醒的认识,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