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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底,我在北京出席全国第二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做了大会发言,正春风得意,并没有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警觉,全然不知它是一根毕剥作响、冒着火花的导火索,会引发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风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早在1959年,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提倡敢讲真话。毛主席提出要学习海瑞,尽管他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8月庐山会议半路转弯,批判彭德怀,毛主席又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9月吴晗又发表了《论海瑞》,加上这个观点。不久在北京政协会上,京剧大师马连良请他写一出海瑞的戏,自演海瑞。在马连良再三催促下,吴晗写出了京剧《海瑞罢官》,1961年元旦在北京公演。一时各地海瑞成风。1962年我分配到邢台县文化馆,乔羽给县丝弦剧团写了《铡徐猛》,我还看了彩排。但是知识分子也有个别头脑清醒者,梁斌后来告诉我,一次他去孙犁家串门,问:“说是庐山会议叫人们学海瑞,要有海瑞精神?”孙犁把手一摆说:“不要信那个,你一说他就不干了。”称赞孙犁是个高人。
姚文元号称姚棍子,1957年打过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这篇文章更是捕风捉影,把戏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文章发表引起轩然大波。到了1966年5月16日,公布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之火迅即燃遍全国。
我是1965年底调任省文联专业作家的。《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奉命回机关参加运动。那时省会刚从天津移至保定,省文联安置在保定日报东院,会议室在临街二楼。党组秘书小于因为出身上中农,不“可靠”了,让我作会议记录。马路斜对面就是河北礼堂,正按华北会议的调子批斗省委书记林铁,口号声阵阵传来。党组里的老作家们政治嗅觉迟钝,更没有进入角色,依旧海阔天空,谈笑风生,躲进小楼成一统。
田间、梁斌、李满天,仰慕已久的偶像就在面前。他们都还不老,梁斌、李满天52岁,田间50岁,而我才26岁,像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羞答答不敢抬头。几位老作家都是老革命,田间二十岁出头就成中国头号抗战诗人,当过地委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梁斌1931年入党,当过县大队政委、地委宣传部长、《新武汉日报》社长,放着天津市副市长不当,到河北当专业作家、省文联副主席。李满天事变前上北大中文系,延安鲁艺二班班长,当过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湖北省文化局副局长,回河北当专业作家、文联副主席。他们从来都是革命的动力,历次运动的领导者。1957年反右时,省委让梁斌主持工作,梁斌写完《红旗谱》严重失眠、高血压,推给李满天。李满天说:“不成问题,你去北京养病吧。”对他来说,那是老头脱泥钱——放下的活儿了。
学习中央文件和《评海瑞罢官》时,梁斌操着浓重的蠡县口音说:“听说姚文元是姚蓬子家小子。”田间哼哼哈哈说:“是啊是啊,姚蓬子是有名的叛徒。”说到江青,梁斌说:“她也在山东戏专上过学,跟我同一学校,那时不出名,出名的是赵荣琛,程派。”田间说:“她还演话剧,我在上海看过她的《大雷雨》,那时叫蓝苹。”李满天:“嘿嘿,都不是新闻。”做记录的我吓出一身冷汗,手中的笔也早已惊呆不动了,笔记本和我的脑子都是一片空白。后来机关革命委员会夺了权,要我交出会议记录,我从容照办。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摘抄社论语言,是我事后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