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河北路267号
顾维钧旧居
特点:该楼建于1921年,为西洋古典式砖混结构3层楼房,占地面积1320平方米,建筑面积1547平方米,房屋48间。为木屋架起脊,红缸砖墙面,木楼板楼梯,双槽玻璃窗,2、3楼均有平台。楼内卫生、暖气设备齐全。楼门前一对巴洛克式麻花柱,进门左侧还装有楼内配套的硬木沙发式座席,菲律宾木人字地板。现为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使用。先后拍摄过《大转折》《周璇》《影后胡蝶》《最后一任市长》《巨人的握手》《弘一法师》《郭沫若与安娜》《张自忠》《梅兰芳》《少年周恩来》等影视剧。
顾维钧
(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人(现上海市)。是中国近代一位思路敏捷,善于辞令的杰出外交家。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22年至1926年,曾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内阁总理。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作为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56年至1976年,先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退休后,定居美国。
撰写《顾氏三代与顾维钧故居》一文的葛培林每天办公的地点恰好在顾维钧旧居三楼,他工作的那间办公室正是顾宅的书房。葛培林告诉记者,这间办公室内的几个高大书柜是房间内的旧物,固定在墙体上不可移动。应该是在房屋建造的时候,随房屋整体设计的,算下来这些书柜也有近百年历史了。
由于工作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顾维钧的女儿回国参观顾氏旧居的时候,葛培林也陪同在一侧。顾维钧长女顾菊珍先后四访故居,在会议室里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前,顾菊珍与丈夫曾拍照留念。
巴黎和会
顾氏一生最骄傲
1919年1月,驻美公使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日本代表团在和会上无理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月28日,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问题代表中国发言,与日本代表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顾维钧机智地巧取了日本全权代表牧野的一块金怀表,牧野被激怒,痛斥顾维钧为盗贼。牧野不知自己这时正中顾维钧的圈套,顾趁机反诘:“日本掠夺了中国的山东省,是不是世界的盗贼呢?一块怀表引起牧野如此愤怒,那么山东三千六百万百姓丢失山东该不该愤怒,四万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呢?”继而,顾维钧从历史、人文、主权、经济等方面阐明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发言获得全世界一致称赞,而日本代表的强词夺理却受到普遍的谴责。但是操纵和会的“三巨头”为了平衡列强之间的利益,对山东问题竟然作出了违反公理的决定,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消息传到中国后,人民群众义愤填膺,从而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有人曾经问顾维钧,在他一生中哪一件事情做得最突出、最满意,顾维钧回答:“巴黎和会。”他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行为,是中国人第一次挺起胸膛向列强说“不”!这一壮举被称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波澜起伏四次婚姻
顾维钧宦海半世纪,事业上一帆风顺,但在婚姻上却很波折,先后结过四次婚。顾维钧年少时遵父母之命,与上海嘉定乡医生张氏之女订下婚约。1908年,顾正在美国留学,奉父母之命回乡完婚。婚后偕夫赴美继续留学。但在美期间,因夫人不懂外语,又不习惯国外的生活,两人出现了隔阂。最后经协商,双方同意离异。这第一次婚姻时间很短,只维持了几年就结束了。第二次婚姻是在1912到1918年之间。1912年,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即入政府工作。当时内阁总理为唐绍仪。他十分赏识顾维钧的才华,并将他推荐给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因此,顾维钧当上了总统府秘书。凡袁世凯接见外宾说英语,均由顾维钧担任翻译。后来,顾维钧与精通外语的唐绍仪长女唐梅结了婚,夫妻感情甚笃。巧的是,顾维钧字少川,唐绍仪也字少川,翁婿同名,一时传为佳话。1915年,顾维钧长子顾德昌出生。不幸的是,唐梅在生育第二个孩子后因病去世。当时顾维钧正值而立之年,为孩子失去慈母而深感悲伤。
1920年,顾维钧调任驻英公使,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并担任国际联盟行政理事。此时,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富商黄仲涵的夫人正携次女黄蕙兰旅居英伦。经在法国黄的长女安排,特在巴黎大饭店举行宴会,介绍顾维钧和黄蕙兰相识。二人一见钟情。黄蕙兰会英语、法语、荷兰语、印尼语,是一位理想的外交官夫人。1920年10月21日顾维钧和黄蕙兰在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顾维钧要出席11月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政务会议,在赴日内瓦的火车上两人度过了新婚蜜月。然而1956年,这对结婚30多年的夫妻竟也劳燕分飞。黄蕙兰后来著有《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记述了与顾维钧这段姻缘。顾维钧第四位夫人是沪上望族之女严幼韵,风姿绰约,气质高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天津顾宅曾救他一命
葛培林告诉记者,顾维钧在天津的这处房子其实他自己居住的时间并不多,自建成之后大多由他的家人居住。
1922年7月,顾维钧的第三位夫人黄慧兰从新加坡回国与丈夫团聚途中,第一次在这里居住。之后,黄慧兰曾经一度将这所宅子借给她的姐姐。后来,顾维钧为家人的安全考虑曾经让黄慧兰和儿女长期居住在天津的家中。顾维钧只回过一次天津的家。1924年10月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的事。顾维钧仓皇回到天津的家中。如果当年顾维钧在天津没有避风港,而一同与张作霖进入东北的话,有可能与张作霖遭到同样下场。
顾维钧晚年因为年迈体衰,已不可能从大洋彼岸亲自再来天津故居重游。他为了了却自己思念祖国,重游津门故居的心愿,让女儿顾菊珍替他实现了回国探亲,重访故居的愿望。葛培林回忆,1980年顾菊珍从美国来到天津,访问了故居,有关方面给予了热情接待。1983年9月7日,顾菊珍女士偕同夫君严家其先生再次来津重访故居。顾菊珍年幼时曾在天津居住十年。在会议室里,顾菊珍女士看到墙上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画像,笑着对先生严家其说:“你看,这里也有孙总理像,咱们在这儿照张相,拿回去给老人(指顾维钧先生)看看,他一定很高兴。”后来顾维钧先生看到女儿顾菊珍和女婿严家其在故居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前的照片时,异常高兴,并认为,把他的故居作为弘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民革组织的办公用房,十分恰当,正符合他的心愿。
1986年10月23日,顾菊珍、严家其夫妇再莅津门,又访故居。1994年7月1日下午,顾菊珍女士偕同女儿钱英英,从美国再度来津,四访故居。顾菊珍表示,带女儿来津是为了让女儿了解故居、认识天津,增强女儿对祖国的热爱。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马樱健摄影王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