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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周作人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我和张菊香先生承担了中国社科院组织的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规划项目,开始合作编写了《周作人研究资料》,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周作人年谱》。此后我又出版了《周作人平议》。其实写大的长篇论文的愿望不是没有,但多年以来养成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尚空谈之习惯,常常认为过于冗长的文章是无人问津的,于是对于此类文章就不敢多写。
自《周作人平议》出版以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和硕士生、博士生中间反响尚可,天津人民出版社10年来印刷了两个版本。就是这样,也常常接到年轻的朋友们的来信或邮件,说是现今市场上难以购得,很希望能够买到该书,以便为写论文参阅。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些来函,我总是产生某种危机之感,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与不足而耽误走入这一行的青年学子,因此总是小心翼翼、认真读书、仔细思索,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什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污点的人,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失败的。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困难的,我想借用鲁迅评价刘半农的一句话——“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来研究他,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首先,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家的地位,就是不可撼动,这是他的哥哥鲁迅在和他绝交多年以后,于1936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的。周作人一生散文创作历经47年,出版了30册散文集,这样的数量无人企及。其次,他还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理论家。第三,他还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再有,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我们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说变就变了呢?这是很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问题。所以郑振铎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写的《惜周作人》一文中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损失是周作人附逆。”他还说:“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郑先生的这个六十多年前的论断,一直是我研究周作人的动力。因为这是一种心态,一种以民族为本位的大气健全的心态;而一路骂开去则是简单的,骂过之后还要有所反思、有所作为才对。我想研究一个在历史上作过贡献又有过污点的现代作家,抱着这种心态一定会大有所得。
于是本着这个宗旨,我就在对鲁迅著作的研读中,逐渐走进周作人。读他的作品,研究他的林林总总,写一点文章,指导这方面的学位论文,还在课堂上讲述自己的观点。为的是对以后的将要从事文学研究或要成为作家的人,提供一些历史资源,让他们发扬多读书、敢思考、早成名的优势;同时注意人生的大节,警惕自己不要像他那样走向人生的失败主义道路。所以我常常想虽然主攻方向是研究周作人,但是我的精神世界里还是鲁迅的成分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毕竟是喝着鲁迅的乳汁长大的。
现在呈现在诸位面前的这个版本,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编辑的。新加了《周作人与天津中日学院》、《周氏兄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丸善书店与内山书店》以及《<鲁迅与周作人>读后》等4篇文章。其中《周氏兄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是南开大学刘家鸣教授去年给我布置的作业。记得刘先生那时说:“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你应该有所准备,写一写鲁迅和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可以的。”当时我就答应了,于是就找书来读,苦思冥想,直到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与这个题目之间相差得是如此遥远,于是就从小的题目做起,一个一个地攻坚,历经半个暑假终于得以完成。
(《周作人平议》(增订版)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