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的“学历造假”，牵出了许多从美国西太平洋大学购买文凭的人。同时，在学界一直关注汪晖论文和著作涉嫌抄袭之时，又冒出了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早年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的新闻。

　　上述事件表明，国内的学术打假可能掀起一场风暴和热潮，但是，这样的打假能否修成正果——达到净化学术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目的，实在是应当考虑的。否则，学术打假就不能不让人担心其何去何从。

　　学术打假当然要有专业、公正和科学的程序，但是决非与政府或管理部门无关。相反，从打假的程序和处理来看，更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介入。可以看到，目前的学术打假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迄今相关管理部门并未介入，而且过去查实的一些造假行为也并没有什么结果，基本上是不了了之。这样的打假也就只能是光打雷不下雨，或雷声大雨点小，不可能形成什么实际的净化学术环境和改善社会风气的效果。

　　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部门，抑或是商界，涉及学术、文凭等的造假都应当有最终的结果。一经查实，造假者就应当承担责任，尤其是利用权力造假的政府官员，更应受到相应惩处。如果造假最终得不到清查，这等于给社会一种暗示，即造假是可行的，不仅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反而可以因此获得巨大利益。如此，国内的学术造假就不可能被遏制，反而会愈演愈烈。

　　学术打假也要防止产生“洪洞县里没好人”的结果。学界中从王铭铭到汪晖，再到朱学勤，尽管很多问题还没有查实，但似乎已经给人一种印象，即学界很少有人不作假。为此需要对学术造假这种不正当科学行为做出严格的定义和限定标准。尽管中国学界和社会也广泛认同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对不正当科学行为所作的定义：在申请、从事或评估研究中，或在研究成果报告中所发生的假冒、篡改或剽窃行为。但是，对于假冒、篡改或剽窃(抄袭)行为的认定，还应当有全面的严格的标准。

　　比如，需要把学术造假和学术失范区分开来。学术失范是指违背学术规范所犯下的技术性过失。例如，行文失范、过度引用、引注失范、不引注、少引注或引注格式不合规范、因疏忽造成的伪注等，还有演讲失范(不遵守规则，延长演讲时间)，会议失范(学术会议不组织论文报告，不组织论文评议，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等)，批评失范(恶意歪曲对方的观点，进行人身攻击等)，论文发表失范(非恶意的一稿多投)等等。

　　其实，学术失范比学术造假发生得更多、更广泛，相当多的研究人员会涉及学术失范。美国一项对三千多名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50%的人自称曾经有过失范的科研行为。因此，学术界应当制定标准来确认学术造假和学术失范，并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否则难以让学术打假科学和规范，也会失之公平和公正。

　　另一方面，学界要身体力行和做先锋，在树立学术打假方面做出表率和榜样，并以学界的标准作为参照，进行全社会的学术打假。但是，在这点上，中国学界显得很为难。一个重要的为难之处是，这类问题太多。正如某省某市市委书记抄袭几篇专业论文被曝光后，一位教授说，实在没精力管，太麻烦了。而且，对于学术不端的标准，例如抄袭，也是见仁见智。对于汪晖涉嫌抄袭就有两派针锋相对，一派认为是抄袭，一派认为没有抄袭。所以，面对学术不端行为，中国学界和社会现在面临的是一种落入灰堆的山芋，既烫手，又难以把山芋上的灰烬、杂质和污点清除干净，因为这太牵扯精力和时间了，也有太多的复杂标准难以掌握，而要扔掉这样的山芋重起锣鼓另开张，似乎又绕不出去多年来学界所走过的路程和所形成的现实，所以也就选择中国法院的一招，不予立案。

　　其实，如果不痛下决心，拿出时间和精力来认真查处，未来的学术不端还会愈演愈烈，还会更麻烦。不查处可能现在没有麻烦，但会酿成将来的更大麻烦；如果现在查处并形成科学的制度，则现在尽管有一些麻烦，却可以让将来只有小麻烦或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