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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将中华民族可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在王巍看来,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一,该遗址的考古发现“改写了历史”——初期文明被发现。
采访中,他一再强调,文明史推前500年,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不是考古所的观点。
早在1979年,陶寺遗址就开始了第一轮发掘工作。在此之前,考古界认为,中国最早的都城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3700年左右的夏商时期。随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
王巍说,这些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这是与夏王朝的早期文明不同的初期文明。”
在考古学界,认定文明的出现三要素是:城市、文字和青铜器。在他看来,“只要出现了强化的权力和等级制度就可以说出现了文明。”
陶寺遗址早期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60米,面积为56万平方米;中期扩建成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在城址东北部,小城南部,为高等级的居住区,在这儿发现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周边有一道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形成隔离,这是宫殿区。
在其附近,分别是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普通居民区则位于远离宫殿区的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在城址最西南部,城址的东南部为墓地。
王巍说,陶寺城址内已出现了较明显的布局,标志着这时已经出现了强化的权力和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
2002年,一座长5米、宽3.7米、深8.4米的陶寺大墓被发掘,在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同一时期的墓葬中,都难寻能与之匹敌者。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有制作精美的玉石器、漆木器、彩绘陶器,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
“当权力强化达到王权的时候,就会有大型宫殿、大型墓葬的出现。作为其基础,生产得到发展,手工业发展的集中表现就是琢玉工艺和青铜器的出现。文字是社会生活复杂化后,要求有记录语言的方式出现。有了这样的需求才有了文字的发明。而这些都是权力的强化和等级制度的出现所表现出来的。”
“大型城址、大墓和大量的随葬品、集中的仓储区的出土,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乃至初期的王权。”鉴于此,王巍把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时期推定为比夏王朝的早期文明出现更早的初期文明。
作为一名有近30年考古经验的学者,王巍认为并不能用文明三要素来判断史前文明。“就像夏王朝的都城是河南二里头遗址,是因为位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而年代比商王朝早,且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青铜器群,最然没有像殷墟那样,发现文字,但仍被推定是夏王朝的都城。这种观点至今依然被大多数考古学者所接受。”
陶寺遗址
文明“三宝”
“王者之器”彩绘龙盘
陶寺遗址6座早期大墓中,有5座都出土了彩绘龙盘。这些龙盘于1984年出土,距今4300—4100年,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
“技术之光”红铜铃
精巧的红铜铸件铜铃表明陶寺文化已掌握了比较复杂的复合铸造金属工艺,陶寺先民不仅可以铸造环、刀、镞等装饰品、工具、兵器,还会利用内外模具组合铸造结构比较复杂的器物。
“文字之光”朱书扁壶
这是一件陶制残扁壶,朱书颜料为朱砂,仔细观察,文字笔迹是有毛笔笔锋道的,可知是用毛笔所书。此壶所处的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比甲骨文还早500多年。
陶寺遗址是尧舜之都仅为推测
“文明的出现推前500年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是考古所认定的观点。”王巍说。在他当所长期间,考古所要认定一个都城,必须经过深入研究和论证,通过发布会的形式进行权威发布。“考古所的某一专家或者学者说的话,并不能代表考古所的意见。”
在考古所,对于一个遗址或墓葬性质的结论性意见是在由各个田野发掘队编写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出的。发掘报告实行主编负责制,报告观点属于主编为首的发掘队集体的观点,研究所会组织各个方面的专家对这个报告的结语进行分析和论证。
“这个展览中涉及的一些观点远远不属于真正的盖棺论定,因为很多是刚刚发现,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包括陶寺遗址所谓的天文台,都是考古者根据目前的发现得出的推论。”
在王巍的印象里,考古所认定某个遗址的性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出土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简牍、碑刻等)的证据及考古发现遗存能够与古代相关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像安阳殷墟为商代后期都城以及汉唐时期都城被认定都是基于此。
目前,“陶寺遗址是‘尧舜之都’只是一种推测,在展览中采用这样的表述只是希望展览内容能够与观众所具有的知识产生关联,以便于理解。最终的认识会在经过研究所内外专家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以学术论文或发掘报告的形式正式发表。”
王巍认为,考古所有为数众多的研究员。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学术观点或认识的自由,一般说来,也不存在“考古研究所的学术观点”。在曹操墓争议最大的时候,他曾组织公共考古论坛,由研究所的八个研究员在论坛上,以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专长,独立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不要认为考古所的人说的就是考古所的观点,那只是该学者自己的观点,即便是作为所长的我也不例外。”
对话考古所所长王巍
考古九分把握七分表达
记者:你的考古原则是什么?
王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的把握说七分,有七分的把握说五分。考古学家在说可能是的时候,心里基本就认为是了。说的有五分把握时,心里想的是七八分。考古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发表。内部讨论要畅所欲言,落在文字上的要严谨。
记者:陶寺遗址属于初期文明是你的观点吗?
王巍:对。就像考古学界的泰斗夏鼐先生所说的,中华文明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我认为,文明是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像一个人来到人世要经过婴儿、幼儿、少年、青年、成年、老年一样。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很多人把商王朝看作是中华文明的肇始,之后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将其称作夏王朝的都城和早期文明。现在我们发现了比夏王朝更早的相当于尧舜时期的都邑性遗址和一系列重要发现,我认为,以陶寺早中期城址为代表,已经进入了初期文明。但它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王朝文明属于不同的文明阶段,就像是一个刚刚降生到人世的婴儿。
记者:这个观点也有很大争议?
王巍:考古是对实际资料的发掘和解释,解释会因人而异。除非发现了像殷墟甲骨文这样的确证,在没有确证的条件下,就很难形成一个定论。关于什么是文明,每个学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认识也就会不同。
记者:这次展览出现了一些争议,原因何在?
王巍:这次展览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公众办的展览,本意是尽可能办得通俗易懂,贴近民众,但在有关展览说明的表述上有值得反思之处,致使媒体和公众把展览上包含着各个发掘队目前的认识或推测的一些解说词当成了考古所的定论,我觉得以后举办这种展览时,解说词要更加严谨、准确,以免产生歧义和误解,这对我是一个教育。
文/摄见习记者刘超群
新报北京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