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五年，有人向唐太宗李世民奏报说，他最为倚重的一员大将突然得了暴病，生命垂危。太宗听了，如坐针毡，急得不得了，询问治疗的方法，御医回复说有一个古方，但需用胡须灰作药引子。太宗闻言，二话不说，拔出刀来就把自己漂亮的长须割了下来，吩咐赶紧去调制。这一举动，满座皆惊，因为按照儒家礼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般人都不能随意损伤，更何况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天子呢？大约是太宗的诚意感动了上苍，在用过“龙须”为药引子的中药后，没过多久，这员大将的病果然好了。他在得知真相后，感动得一塌糊涂，上殿叩谢太宗，额头磕出了鲜血。太宗微笑着以手相搀，说：“不用如此深谢，我只是为了江山社稷罢了！”这个让太宗不惜割掉龙须相救的人，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李勣。

　　李勣原姓徐，名世勣，字懋公，曹州离孤(今山东东明)人。唐高祖李渊赐姓李，又因避太宗李世民的讳，遂改为李勣。李勣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贞观元年，他被任命为处于北部边境地区的并州都督，向来以剽悍著称的突厥人对他十分畏惧，16年未敢进犯一步。唐太宗为此感慨地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去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勣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

　　太宗信任和倚重李勣，不光是因为他一人抵得过几千里长城的超凡能力，最看重的其实是他有始有终的忠义品格。

　　当初，李勣曾是瓦岗寨起义军首领李密的手下，李密被隋军王世充打败后，归降了唐高祖李渊。此时，李勣实际统治着李密旧境东至大海，南至长江，西至汝州，东至魏郡的广大区域，主人投降了，李勣也没有别的选择，但可以选择的是他的投降方式。长史郭孝恪劝他说：“魏公(李密)不过是带着一拨残兵败将去的，你手中的才是真正的厚礼。”李勣摇头说：“这些民众土地，都是魏公所有，我如果自己上表向唐主献地，是自邀功劳而彰显主公败绩，而自己邀功以求富贵，这是可耻的事。还是把土地、人口、军人数目造册，让魏公自己献吧。”于是就派郭孝恪为使者，入唐上表。唐高祖听说有李勣的使者来了，立刻扔下所有工作召见，可一看只有一封给李密的信，没有只言片语给自己，很是奇怪。一番追问之下，郭孝恪道明了原委，高祖感慨不已，称赞李勣“不背德，不邀功，实纯臣也！”下诏封他为莱国公，加右武侯大将军。

　　李密归唐后，郁郁不得志，利用一次外出机会又叛唐而去，后为唐军所杀。在所有的罪过里，叛逆大概是最不能被原谅的了，李密的旧将都避之唯恐不及，李勣听说了，却公开上表给李渊请求收葬故主。唐高祖就把李密的尸体交还给了他。李勣于是准备仪仗，规模盛大，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他身着重孝，以君主的礼节，把李密安葬在黎山之南，坟高七仞。朝野之人闻讯后，无不感叹他的忠义。

　　对故主如此，对朋友也丝毫不差。单雄信是李勣在瓦岗寨时的拜把兄弟，瓦岗军失败后，他投降了王世充。单雄信号为“飞将”，艺高胆大，勇冠三军。一次与唐王李世民相遇，他挺枪就刺，好几次差点把唐王挑落马下。正因如此，王世充战败后，李世民把曾与唐军苦战的几个将军列入了处决名单，单雄信是第一名。李勣流着眼泪为单雄信说情，并且愿以自己的爵位和全部家财为代价，换他的这位把兄弟一命。无奈唐王恨之入骨，坚决不允。李勣没有办法，与单雄信诀别于大狱之中。单雄信埋怨他说：“我就知道你办不成事。”李勣大哭，用刀从腿上割下一块肉给单雄信吃掉，说“本来想随仁兄一起死，但谁来照顾你的家人呢。此肉随兄入地下，以表我拳拳真情。”单雄信死后，李勣如家人般照顾他的妻子儿女，没有半句失言。

　　李勣对旧主故交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有点不太顾及新东家的颜面和感受，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雄才大略的李渊父子，也正是从这些事中，他们看到了李勣的忠贞，由此也对他给予前所未有的信任。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喝得有点多，带着醉意对李勣说：“朕将以太子托付于你。你当年不负李密，今日也一定不会辜负朕。”李勣感动得涕泪横流，发誓以死相报。激动之下，不一会儿就喝得酩酊大醉，伏在桌上动弹不得。太宗见了，亲自解下身上的御衣，给他盖在身上，以免他着凉感冒。群臣见此情景，无不感动莫名，君臣之间的情义至此，从古未有。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把太子李治召到床前，吩咐他说：“李勣才智有余，然而你对他无恩，恐怕不能令他折服。我现在将贬黜他，如果他马上起行，等我死后，你把他召回来，亲自启用他为仆射(宰相)，如果他徘徊顾望，找托词不肯离开，就杀了他。”第二天，下诏书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到诏书，连家都没有回，立刻拍马出城，上任去了，没有一点不满、半句怨言。后来高宗李治依言将李勣调回朝廷，提拔他为尚书左仆射。李勣殚精竭虑，辅佐李治，以报太宗的知遇之恩。公元666年，李勣以73岁高龄，率军东征高丽，经过历时两年的浴血奋战，最终平定了高丽全境，解除了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完成了隋炀帝四次伐辽，唐太宗御驾亲征都没能完成的伟业。回国后不久，他就因征伐劳顿、过度劳累而去世，以生命实现了当年对太宗的承诺。他死后，唐高宗李治悲痛地说：“李勣对上的忠诚，历经三朝未尝有过。”

　　李勣并非一开始就追随李家父子的心腹和嫡系，却能够让唐太宗不惜割须相救，是因为他对旧主有始终，对故友有交待，不因他们遭受厄运而离弃，也不因利害威胁而见风使舵，可谓来去明白，始终如一。其实一个人对待别人的方式，也正是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李勣所受到的恩宠，是对他内心有所坚守的最好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