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光绪初年的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凭着一副货担、一双脚板，跟随左宗棠的军队，不远万里，从渤海之滨到新疆创业谋生，开辟了中国第一条亚欧大陆桥，不仅为新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当年杨柳青人远赴新疆经商的壮举，被人们称为“赶大营”、“跑大营”，他们自己也将赴新疆谋生称为“走西口”。然而，这个“走西口”与始于清康熙时期的“走西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需要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的平定葛尔丹叛乱说起，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结束，历经三朝共67年。

　　一、“走西口”的缘起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首领葛尔丹在沙俄扩张势力的策动下，对漠北喀尔喀蒙古发动战争，妄图将喀尔喀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喀尔喀蒙古三部首领向清政府告急，请求保护。康熙皇帝一方面将喀尔喀蒙古三部首领安置在乌珠穆沁，另一方面责令葛尔丹罢兵西归，但葛尔丹不理睬，反而继续追击喀尔喀蒙古部。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下令集结兵马，平定葛尔丹旨在分裂中国的叛乱。康熙二十九年，清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兵征讨葛尔丹。康熙亲率中路军进驻博洛和屯(内蒙古正蓝旗)指挥。这以后，历经数年，葛尔丹终于康熙三十六年被剿灭，喀尔喀蒙古重归清政府管辖。

　　在这场战争中，统率左路军的清军将领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他的左路军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康熙三十六年清政府派他驻守喀尔喀蒙古地区，费扬古将其大本营设在乌里雅苏台，称为前营；并在阿尔泰山东麓的科布多设立了后营。此后，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政府管理喀尔喀地区、处理蒙古事务的政治、军事中心。为保证当地军政人员每年所需的大量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费扬古派人往来于蒙古、山西一带采办军需和生活物资。其中最主要的是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人，他们在采买军需过程中也与当地蒙古族群众做些皮毛等土特产生意，运到归化贩卖，由此逐渐带动了山西、直隶等地商贩进入蒙古地区。他们一方面为驻军及驻守人员供应所需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以粮食、布匹、茶、盐、日用百货等，从蒙古换回牲畜、皮毛贩卖，形成了一条经杀虎口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商旅路线。以后这条路线又延伸到了俄国边境的恰克图，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恰克图贸易”。最早的“走西口”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王相卿等三人创办“吉盛堂”，形成规模后改名“大盛魁”，总号设在乌里雅苏台，在科布多等地设有分号。到乾隆时期，清政府将喀尔喀蒙古的税收交由大盛魁办理。随着大盛魁与清政府关系的日益密切加深，它最终将总号迁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并在北京、天津、太原、大同等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小号，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商业网。清末民初时大盛魁及各商号所经营的皮毛等畜产品大量运往天津加工出口，当时经天津口岸出口的畜产品数量曾占到全国总量的47%以上，由此可见“走西口”对天津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随着商贸活动的日益频繁和规模日益扩大，山西、山东、直隶等地农民进入今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地租地开垦。到乾隆时期，清政府逐渐放宽了蒙古地区禁止开荒的政策，口内破产汉族农民为谋生路，大量进入阴山以南地区开荒种田，并出现了大规模“走西口”移民潮，到清末民初时“走西口”发展到高峰。

　　简而言之，现在人们所说的“走西口”，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商贸，另一是开垦种植。这两者都带动了大量的移民进入今内蒙古地区。

　　二、“西口”在哪里

　　“走西口”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电视剧《走西口》代表了狭义概念，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以山西人“走西口”为主。山西人指的“西口”是指今右玉的杀虎口(原名杀胡口)。然而杀虎口在山西北端，按地理位置应称为“北口”才对，却为何称为“西口”呢？按山西人解释：当年山西人去内蒙古谋生，是出了杀虎口向西北方向走，进入今呼和浩特以西地区，因此称杀虎口为“西口”。杀虎口是以山西人为代表的“走西口”必经之路。而当年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商人去大库仑(今乌兰巴托)、恰克图经商，或进入内蒙古地区谋生，必经的“口”是张家口，而张家口恰恰在河北省西北部，所以当年张家口也称为“西口”，张家口以东称为“口里”，以西称为“口外”，京、津、冀一带商人将出张家口经商称为“走西口”。对于内蒙古地区而言，张家口则被称为“东口”，当年大盛魁商人有如是称谓。而天津“赶大营”的人去新疆，既不走杀虎口，也不走张家口，为何也称自己是“走西口”呢？他们所指的“西口”在哪里？当年“赶大营”人进疆过了今甘肃酒泉后，必经星星峡进入新疆，星星峡是清代以来从中原进入新疆的唯一关口，这个关口位于甘肃的最西端，因此“赶大营”人将其称为“西口”，说“赶大营”也是“走西口”。

　　由此而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所说的“走西口”到底应以哪个“口”为准？我认为这里包含了两个概念：一是地理概念，二是时间概念，即“时”与“空”的概念。从空间概念(即地理位置)看，将张家口、星星峡等称为“西口”是没有问题的，凡经这两个“口”出去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谋生的人将自己称为“走西口”，这种说法无疑是成立的。从时间概念看，“走西口”最初出现在清康熙年间，是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经商而兴起、逐渐形成移民潮的历史现象，这个“走西口”可以说是其他“走西口”之源，也就是说“走西口”的概念最早是由山西人提出的。因此有些山西学者认为“西口”就是杀虎口，而不是其他“口”。

　　用今天的眼光看，从清康熙年间兴起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结束的“走西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西部大开发活动。无论是康熙年开始的山西人到内蒙古的“走西口”、还是光绪年开始天津人到新疆的“赶大营”，都是这次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活动，这两次高潮都大大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其标志：一是各省商帮紧随其后纷纷进入西北地区，为西北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二是伴随着商贸活动，带动了中原人口向西北地区迁徙的热潮，为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走西口”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不在于哪个“口”是真正的“西口”。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郑少如女士说得好：“西口”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泛指，而不是狭义地指某一个“口”；凡是经长城各关隘出去到西北地区谋生、经商的活动，都是“走西口”。

　　三、“赶大营”与“走西口”

　　天津人的“赶大营”虽然晚于山西人的“走西口”，但其影响与意义并不亚于“走西口”(这里所用的“走西口”是狭义概念)。

　　在天津人赴新疆“赶大营”之前，虽有少数山西商人在新疆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形成气候。天津杨柳青人随左宗棠军队进入新疆后，因有军队为依托，所以所到之处很快打开局面，并逐渐在那里扎了根，开创了基业。到民国初年，天津商帮在新疆成为最大、最有实力的商帮。新疆商会成立，前几任会长都是由天津杨柳青人担任。在天津人“赶大营”到新疆之前，山西、山东等商帮在西北地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内外蒙古地区，向西最远到科布多，并未越过阿尔泰山。直到天津商人进入新疆并打开局面后，山西等省商帮才大批进入新疆。当年新疆有所谓晋、鲁、豫、陕等“八大商帮”，除天津商帮(也称京津帮或冀帮)外，都是在天津人“赶大营”之后进入新疆的，因此可以说，天津杨柳青人是新疆市场的拓荒者。

　　天津人“赶大营”的起因与山西人“走西口”非常相似，都是从保证军需而开始的。但是天津作为濒临渤海的沿海地区，远赴新疆开拓市场，其本质与当年“走西口”有非常大的区别。天津人“赶大营”起于1875年，当时天津已经开埠，西方文明已在天津传播，李鸿章大力兴办的“洋务运动”正在天津蓬勃开展，新事物、新理念已为天津人打开了新的眼界；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启蒙思想在天津广为传播；以后又有袁世凯大力提倡的“北洋实业”等等，因此在长达近70年的“赶大营”过程中，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生产方式等伴随着“赶大营”远播新疆，为天山南北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看，“赶大营”与“走西口”有着质的区别。如果说“走西口”是以破产农民为主，大多数是到内蒙古地区以种地为手段来谋生，那么“赶大营”则是以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农民为主，在去新疆谋生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将沿海地区的文明、文化、理念、经营生产方式，以及“新、奇、巧”的商品带到了新疆，打开了新疆人的眼界。天津人在新疆也有种地的，但种的不是大田作物，而是蔬菜园田，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缺少蔬菜的面貌。

　　天津人“赶大营”从祖国东端的渤海之滨，走到了祖国的西端新疆，甚至更远地区，其更有意义的是开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亚欧大陆桥，从而沟通了沿海与西部边疆的经济、文化往来，为西部边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走西口”与之无法相比。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看，天津人“赶大营”的意义都非常重大，非常有研究价值，更值得大力弘扬，这对天津今后的发展，尤其是长远的战略发展，具有值得借鉴的意义。今年恰逢“赶大营”135周年，天津应以此为契机，借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精神之东风，加强与新疆的紧密合作，为天津的发展开创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