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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家亨廷顿,18岁毕业于耶鲁,23岁起在哈佛任教,被誉为“半世纪以来美国知识界伟人之一”。
亨廷顿生前着有17本作品。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可谓其代表作。该书全面诠释文明冲突论,被翻译成39种语言,是一本阐述大文明观的名著。他预言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9.11”袭击证明了他的学说,被推崇为先知先觉。
笔者以为,亨廷顿的大文明观颇具启迪性,如提出“西方文明必须扬弃其价值与政治体系普世适用的天真想法、伪善作法与双重标准,否则与其它文明的冲突势必愈演愈烈”。但他的文明观仍未摆脱美国霸气,如提出两个“挑战者文明”: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教。有媒体指出,亨廷顿文明观失之简化、武断、僵固,更有鼓动“西方文明对抗其它文明”之嫌。萨依德说:“针对整个宗教或文明夸夸其谈,往往不是为了煽动人心,就是出于彻底无知。”但亨廷顿仍是值得重视的战略大家。
光有“专业素质”不够在未来全球竞争中,仅有经济实力、专业成就远远不够。我们历来注重专业化人才培养,这当然是中国发展最急迫、最亟需的。我们大专院校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多是专业化方向,我们的新闻出版界多是市场化、盈利化方向。这种方向有一个弱点,即难以造就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这样的战略大家。哈佛、耶鲁等之所以能造就出诸多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是与其注重“综合素质”而非仅注重“专业素质”有密切关系的。
笔者以为,我们的人才战略,亟需增加“大”思想、“大”理论、“大”战略方面人才培养规划。这个“大”,并非指“大名气”、“大地位”,而是指“大思想”、“大战略”。没有“大”为前提,“专”也难脱小气。中国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大问题的挑战,亟需造就战略“大”家。 (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