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由于爱书并且经常不断地购书，也结识了一批经营书籍的老前辈。他们实为书商却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在商言商”的影子，他们与读书人的关系更像是亲朋挚友。“买书的离不开卖书的，卖书的离不开买书的。”这是许多书业老前辈的经销理念。在我熟悉的书业前辈中，有一位叫杨富村的老人，旧时在天津开茹芗阁书店，后在古籍书店工作。上世纪70年代，天津古籍书店一度搬到了东门里文庙内，杨在店内卖线装书，我从他那里买到《盘山志》、《青云韵注》等数部清版书。杨富村为人机警而热情，我一进书店，他便端茶让座，还拿出一些我想要的书给我看。那时我正在潜心钻研篆刻艺术，搞篆刻手头定要备有一些有关金文、缪篆的书籍，以备学习查阅。一次，我贸然向他提出，能否帮我搞到《古籀拾遗》、《钟鼎款识》和《汉印分韵》三部书(当时没有影印本)。他说：“您等几天，我设法寻找。”几天后我再次来到书店，那三部线装书早已为我备好递到眼前。

　　杨富村早年便是一位眼高手高的贩书好手。他常夹着布包往来于藏书家和读书人家中收书送书，谁手里有何善本珍籍他心里都有数。据说解放前他听说章绍亭有一套《二十四史》，便亲去审定。这部《二十四史》，纸质洁白，书品宽大，精刻初印，杨一眼认定为殿版开花纸，当即出资购进。这一全国企足的绝罕珍本很快便由杨售予藏书家王西铭。尔后，瑞宝斋主人又由王西铭手中购出，售予恕斋主人陈一甫。据我所知，书法家、收藏家李鹤年先生也是通过杨富村购得其先师孟广慧收藏的甲骨。“李氏酷嗜金石，因深爱孟氏之甲骨文，但恐犯师颜，终未敢开口。孟故后，李氏以重资托杨氏代购之。”这批弥足珍贵的甲骨之所以能得以递藏保存下来，自然有杨富村这位牵线人的功劳。

　　我还结识了一位叫雷梦辰的书业前辈。他是孙殿起的外甥、雷梦水的胞弟。孙殿起也是一位书商，却十分精于版本学和目录学。在贩书中，他以耳目所见，积数十年之功，编成《贩书偶记》20卷，收入古籍善本一万余种，备受学术文化界推崇。雷梦水15岁时投舅父孙殿起为师，于北京琉璃厂通学斋书店学业。由于售书和送书，结交了不少专家、学者。他虚心好学，很早就得到邓之诚、朱自清、谢国祯诸先生的指教，整理编写了包括《贩书偶记续编》等在内的许多著作。雷梦辰多年来一直在天津从事古旧书业，曾在天祥市场二楼自设梦辰书社(后改名文学书店)，以后也曾在古籍书店担任收购员。他在目录学、版本学上亦有所长，著有《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天津坊印本书籍知见录》等。作为贩书者，雷梦辰常说；“我从不把自己与读书人之间看作是一般的买卖关系，而是尽可能为他们服务。我尊重他们，他们也尊重我。”对于雷梦辰与文人的关系，研究秘密宗教的李世瑜教授曾对我说；“梦辰虽是书商，却勤于读书辑录，与读书人关系甚笃，我汇集宝卷资料就得到过他的帮助。”我和雷梦辰接触是他在古籍书店期间，因当年在库房值班时中了煤气，得过一场大病，说话不太利落，但思路颇有条理。他说；“我在个人经营古书时，由于资本不大，不能成批收购，只是在天津的早市收买一些零星的善本，有时也到山东一带采购。所到之处有时竟也遇到罕见的珍籍，毕竟干这一行当将近50年了。”

　　雷梦辰也向我讲过他的一些往事；“当年梁启超先生住在天津意租界时，藻玉堂书店的王子霖替他采购了一批又一批的图书，为梁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莫大便利，梁老先生也将王视为朋友。我个人也本着这个原则与学者交往。我同南开大学图书馆老馆长冯文潜先生联系密切。数年来，我先后为南大送去七八十种清代版本的地方志，以及我在山东买的清朝一位亲王写给皇帝的奏折。奏折内容涉及义和团的情况。冯文潜先生病中在家里接待我，对我深表谢意。我还曾买到一部民国年间出版的《采菲录》，当时属于禁毁之书，非常稀少。我考虑剧团是搞戏剧艺术的，他们一定需要，于是便卖给了天津京剧团。”

　　雷梦辰还向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天津旧书业中尤以宏雅堂书店经理张树森最讲版本。1949年张树森去世以后，其夫人袁雅文欲将张留下的善本书全部出售，北京不少同业闻讯前来购买。为了让珍贵典籍不致散失，雷梦辰建议袁雅文对同业只是作些点缀，稍稍出让一点，其余大部卖给文化局。雷梦辰的意见得到袁雅文的赞同。由于被国家入藏，张树森生前收购的珍稀善本古籍才得以保存至今。

　　杨富村、雷梦辰等人已相继离世。这些书业老前辈不仅懂书，而且窥知读书人的心理需要，主动提供图书目录和线索，介绍有价值的学术资料，使读书人受益—这是高层次的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