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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撰文表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陈贵说,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京华时报》10月15日)
高房价控制人口的论调,我们并不陌生,此前,任志强曾说,房地产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支柱,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而“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之类的说辞,显然是把人类社会当成了一个推崇丛林法则的场所,看起来理直气壮,实则是谬论,是对当下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冒犯。
如果结合陈贵的“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身份,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利益话语,是为自身利益张目的无耻论调,而之所以出笼,与这个群体占有的社会资源和话语资源过于强大有关,反过来也说明了社会的不平衡性。
高房价控制人口论的背后,是社会正在放大强势群体的诉求而在忽视弱势群体的诉求,弱势群体的声音正在被淹没。一个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和保持稳定,其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诉求。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诉求,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其基本的价值追求和利益的合理表达,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的公正、公平与正义。社会的这种公共性诉求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而高房价控制人口论显然背离了这点。
在这名会长看来,买得起房的是高素质人口,买不起房的都是活该。假如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高房价之下,那些逃离北京等特大城市的人才又该如何看待呢?进一步说,高房价之下,能在北京生活的惟有富人群体,而穷人乃至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中产都应离开北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任由这种论调流行或者变相奉行,实质上意味着社会对现代文明的嘲讽。要知道,公众是否买得起房子,是否有房子住,而非门槛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能力问题,从更根本意义上说,是一个权利问题,一个能否安居乐业的大问题。高房价控制人口的论调是对公众权利的无视,对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的鼓吹,是社会发展的陷阱,让社会蒙羞。今天,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人文关怀,谁会认可这种论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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