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钢：现有的户籍制度属于贵族享受的公共产品，我们必须淡化户籍制度，强化常住人口概念，走双轨制。如果按照现有的户籍政策水平推进城市化，那每年只有少量的人能够进入城市户籍，进程会非常缓慢，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大。如深圳，户籍人口280万，常住人口680万，把280万的公共服务保住，新增加的资源向680万常住人口倾斜，给他们提供渐进的逐步健全的、逐步提高的医保和城市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实现双轨过渡，这样会加快城市化进程。

　　徐强(重庆市统筹城乡配套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实现了“土地城市化”。然而，以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特征，又带来了“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分离。目前的户籍制度约束了“刘易斯拐点”的正常出现，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吸纳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这是二元经济结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牛凤瑞(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民工顺利实现市民化提供一种制度和政策的平台。这个基本的物质条件或者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如果我们仍然以原来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方式，只会影响城市化进程。改变这种户籍管理制度是必然的，早改比晚改好，改得晚将支付更高的社会成本。

　　李秉仁：现在的城乡，所有的社会保障都与户籍有关，不管是医疗也好，教育也好，最低保障也好，还有养老等等。如果户籍制度不去改革，所谓的二元结构各个方面的问题肯定是很难解决的。重庆的试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毕竟它是在保障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推进的改革，也是一种创新，这直接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涉及到以土地换社保等土地流转的问题，如果农村的宅基地没有流转的话，城市化的进程是很难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