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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首都北京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堵”,我最近深深领教到厉害。刚过去的周六下午,从西单路口要到东直门桥,一时大意选搭了公交车,预计30分钟的路程竟走了近两小时还没到目的地。
在北京,交通拥堵早是个陈年老话题。可任凭民众怎么抱怨,情况都不见改善。政府实施了限行这种可以说是侵害车主权益的强硬措施,但拥堵情况还是愈演愈烈。
据说,患上拥堵“城市病”的不限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的报告指出,中国15座主要城市的居民平均单行上班时间比欧洲人多12分钟,折算成经济损失,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
直观看,拥堵与城市人口增加有直接关系。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从18%上升到48%。在北京,人口几乎失控。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要控制在1800万左右,但到去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达到1972万。与此同时,城市公交发展又滞后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公交只占城市居民总出行量的10%到20%,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40%到60%。
但问题深究下去,这又是个民众福利被忽视,公共服务缺位的例子。政府的主动服务意识不够,社会又缺乏对政府进行监督与追责的机制,由此引发的问题总会在各种环节中暴露出来。
像交通问题,当城市人口扩张时,轨道交通没及时跟进;为保护汽车制造企业利益,大城市往往避免出台购买汽车的限制政策。当经济出现问题时,有关部门还会鼓励市民进一步汽车消费。这应也是过去2年多里北京机动车一下猛增100万的部分原因。
最终造成城市化身“堵城”,市民生活质量下降、环境污染等隐形代价,没有哪个政府部门为此负责,实际上是全社会共同承担。公共服务缺位下的城镇化进程,恐怕不是老百姓的福气。▲(作者韩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