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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大有风险的事,但有风险的事,往往有大收益,所以,照样有人做。据说,干贼这行的,已经有了专门偷官员的。所以,诈骗的,也就有了专门骗官的。
骗官的人,套路都比较老,无非是假称认识高官,或者冒充高干子弟,从前是将军的儿子,现在省长的女儿不等,总之是能办事,尤其能办让官员升迁的事。好些地方官员,甚至地级干部,受一个农民或者无业人员的骗的事,经媒体披露的,就已经不少。那些吃哑巴亏的,还不知有多少。
骗子能骗得官员的信任,是由于他们有一套让官员上当的招数,最关键之点,是他们获得了一些所谓高官的私密信息,或者机缘巧合,拿到或者假造跟高官的合影,只消在适当场合透露一二,炫耀一二,就足以引人上钩。
我见过一个一直在官场招摇之人,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一个跟某高官合影的机会,然后就利用这个合影,作为敲门砖,得以接近更多的高官,掌握更多的信息,最后的时候,已经在社会上号称是一个高官的公子了。
骗子是个古老的行当,古代也有骗子,有骗子就有骗官之人。官场上,从来都有“关节”一说,打通关节,就得有机会。不是所有人都有接近权要者的机会,所以,权要周围的人,也就有了机会,当然,骗子也有了空间。
即使卖官鬻爵,如果明码标价,无论钱入国库,还是钱入私门(皇帝的内库),整个过程都是公开的,那骗子可钻的空子就少,只有卖官卖多了,买了官还得买缺,经手人才可以上下其手,于是,才有骗子的活动空间。
冒充大官或者大官的衙内,下去招摇撞骗的事,从来都有。清代乾隆的私生子外加宠臣福安康喜欢到处走,就有人敢于冒充他下来招摇。甚至晚清戊戌政变之后,人们传说光绪出走,就连光绪皇帝也有敢假冒的。前者是结识了福安康的仆人,了解了一点福安康的习惯。后者是一个长得有几分像光绪的伶人,结识了曾经伺候过光绪的太监,由此,模仿起来,多少有那么点意思,说出话来,也的确有那么点派头,不由得人们不信。
当然,骗官能够盛行,主要是官场没有规矩,或者说有规矩,但一碰到权要就化为乌有。
剧作家沙叶新曾经写过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写的就是假冒高干子弟的一个案件。话剧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骗子是真的高干子弟,就不是骗子,那也就不是犯罪了吗?实际上,古代也罢,今天也好,高官和高官的亲近之人,就是可以做很多制度不允许的事情,他们的存在,就意味着关节,不打通他们的关节,办事还就是有麻烦。
有些官员可以决定另外一些官员的升迁,如果能搭上关系,自然前程无量。有些官员虽然没能力提拔人,但却可以阻挡人的升迁,所以,也得烧上一炷香。官员高高在上,想搭上关系,必须要有中介,于是,衙内、夫人、小蜜以及秘书和亲戚,都成了人们攀附巴结的对象。而这些人多半不是体制中人,即使政务公开,也找不到照片。
于是,假冒者就有机会了,只消打探到一星半点有关官员的私密,假冒成功的机会就非常大。当然,硬充硬骗,有时也会有傻子上当。
骗子有市场,关键是不是骗子的人违规操作有市场。其实,制度是有的,规矩和禁令更是多,但都抵不上官员的一句话。骗子,尤其是骗官的骗子虽然惹人注目,但最大的祸害还不是他们,而是官员周围人的私下运作。这些操作和运作,在很多情况下能成功。
骗子虽然办不了事,但真有能办成事的。行内人讲话,无论多大的事,只要真的找对了人,钱给的足够多。
建设法治社会的口号,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依法行政,据说也是一个坚定的目标。但是,法律或者说规矩,却永远抵不上官员的一句话。只要这种状况不改,骗官的故事,就会永远演下去。(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