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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为什么要利用毛泽东对《水浒》的一次评价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恶浪呢?1975年9月17日晚,江青在大寨的谈话中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泽东呀?我看是有的。”她又诬蔑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江青还叫喊:“他(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这样的话,哪里是在评《水浒》?
“四人帮”评《水浒》,的确“是有所指的”。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早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批“周公”,批所谓“现代大儒”,批所谓“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妄图打倒周恩来和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识破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定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周恩来负责,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化为南柯一梦,他们咬牙切齿,伺机反扑。他们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反所谓经验主义,借评《水浒》这根稻草,几乎把一切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伎俩都施展出来了。对当时党中央所下达的一系列文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落实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明目张胆的影射攻击。原来“四人帮”口中的晁盖、宋江、卢俊义等等,都不过是代名词,是为了发泄他们对组阁阴谋失败的不满和对邓小平重新工作的仇恨,是为了诬蔑毛泽东,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天下大乱,由他们取而代之。
如果说,“四人帮”在1975年秋天“评《水浒》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指桑骂槐,牵强附会的话,那么,到了1976年春天,他们就撕掉了伪装,变成指名道姓的恶毒攻击了。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策划的“评《水浒》运动”也随之升级了。他们处心积虑要攫取总理的职位,加紧攻击诬陷邓小平。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抛出江青直接控制的所谓“点”——某部六连理论小组的文章,第一个指名道姓诬蔑邓小平为“宋江”。5月10日,《人民日报》又抛出黑文,再次诬蔑邓小平为宋江式的投降派,说什么“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就竭力网罗反革命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为其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扫清道路”。在经姚文元精心修改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一文中,有意把邓小平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头子”并提,恶毒攻击党中央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指示。“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联系实际,评论《水浒》”的幌子下,到处狂叫“揪宋江式的走资派”,并且由揪一人到揪一层,再到层层揪。他们拿着“投降派宋江”的帽子到处乱扣,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在“四人帮”的煽动下,许多地方刮起了一股揪“投降派”、抓“活宋江”的妖风,“宋江”一时成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要打倒的干部的代名词,真是荒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历史经常嘲弄那些自以为得计的蠢人。“四人帮”本想利用“评《水浒》”为他们篡党夺权铺路,然而就在他们踌躇满志,自以为快要登台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提议华国锋为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接着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的决断,给“四人帮”以致命的一击。这时,“四人帮”就像输红了眼的政治赌徒,孤注一掷了。他们的“评《水浒》”又升了一级,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
1976年2月28日,也就是张春桥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二月三日有感》、《人民日报》抛出《再论孔丘其人》之后,“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高路”实为“梁效”炮制的《宋江一上山,就……》,在宋江“一上山”上大做文章,胡说什么“宋江一上山就搞分裂,造谣言,贬低和架空晁盖的领导”,说什么他“刚进聚义厅,便迫不及待地要翻原来排座次的案”,对毛泽东亲自提议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的安排发泄不满。在3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姚文元又亲笔加上一句:“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从而把“揪宋江式的投降派”变成了揪“党内资产阶级”,妄图借此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前夕,“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炮制“评《水浒》”的毒草,仍在狂叫要“按既定方针办”,要人们做好“思想准备”,“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与人民为敌,必然被人民打倒,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就在“四人帮”的喉舌得意忘形地发出“继续深入”、“乘胜前进”的叫喊之后不久,党中央一举清除“四害”。“四人帮”借以兴风作浪的所谓“评《水浒》运动”这场丑剧,也就随着主角的垮台而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