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出了控制公车总量、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电子监控公务车、用车社会化等建议。据报道,发改委在与财政部商讨后近日对这份提案进行回应,称“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会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民革的建议”。
这条新闻的背景是,记者在为“缓堵”这个话题调查北京这个曾经的公车改革试点时,悲哀地发现:北京自2000年酝酿启动车改试点以来,已经历了近10年的长跑。可试点非但未能换来车改的大规模推行,反有止步搁浅之嫌,没有部门愿意给出车改的明确时间表。
实际上,不仅北京如此,全国的车改试点都早已陷入这种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或如辽阳那样沦为借“车改”变相给领导发高补贴,或如杭州那样遇到阻力就裹足不前了。
发改委的回应,重燃公众对车改这个老大难问题的改革期待,看到了停滞的改革重新启动的希望——不过,由于未看到具体的改革措施,没有看到与以前不同的改革思路,舆论和公众对改革能否出现拐点、走出困境依然悲观。
公车改革所以陷入停滞的困境,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治理陷入僵局是一样的,也与财产申报制“进一步退一步”的尴尬如出一辙,源于既得利益者的体制性阻碍。一个地方主导公车改革的决策者,本身就享受着公车福利,寄希望于他们放弃这种既得利益,非常困难。让享受着利益的人主动放弃利益,这样“自己改自己”的同体改革,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赎买和补贴的车改逻辑,是一种妥协,可这种让步在很多时候使官员得寸进尺,拿了补贴后又不放弃公车。
公车改革十年未动,何时能动呢?车改的重新启动,须依赖于能不能突破原有的那种改革路径,有外来的力量推动着改革向前走,逼着既得利益者放弃这种滋生腐败、浪费纳税人钱财的福利。
从政协那份提案就可以看出外部力量推动的重要性。这份“建议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的提案,是由民革中央在政协上提出来的。民革无疑在公车问题上有着比较超然的利益身份,参政者和监督者的身份,使他们能够成为一种推进车改向前走的外力。
媒体还提到了另一个坚定的改革者: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作为人大代表,他连续7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疾呼公车改革;他也最身体力行———调任副厅级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被舆论盛赞为“全国公车成本最低的厅官”。他的改革者身份,与他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民进中央委员。正是这种身份使其在公车改革上有着坚定的态度。
公车改革要有真正的进步,需要包括公众在内所有外部力量的推动。而这些力量能否重启停滞不前的公车改革,我们拭目以待。但愿,有关部门对政协提案的回应,充满诚意,而不仅仅是一种程序上的“客套”。- 社论
公车改革无定式,关键能否少花钱
虽然公车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但至少可以确定,那些没能减少花费和提高效率,不能有效遏制公车腐败的所谓车改,都是不成功的。公车改革,应该以减少开支的遏制腐败为目标,当务之急是把管住钱、少花钱。小修小补,甚至变相增加福利的做法,无法赢得公众信任,反而会增加更多寻租机会。
公车最缺的不是改革是落实
这么多年来,很多地方都进行过公车改革,可不是雷声大雨声小,就是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次发改委改革措施并不新鲜,如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其实早在1988年10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相关文件中就规定了。如果我们不去加大制度落实和惩罚力度,再去想出更多的改革,我想也是白搭。
公车改革的“方向盘”上应站满公众
公车改革,并不仅仅是节省财政开支。因为公车浪费的实质,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个权力问题,权力滥用在前,资金浪费在后。所以,改革首要解决的,是规范和约束官员手中一些不合理的权力。而对权力的制约,显然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对比目前各地的公车改革,多以相关部门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改革的决策者中,有政府官员,有专家学者,却唯独少了公车背后法理意义上的主人——社会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