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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为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从实际出发,对“八字方针”的形成以及为国民经济调整起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清醒过来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尽管到1959年底“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已经相当严重,国民经济却依然在“大跃进”的轨道上滑行,1960年初《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望六十年代》一文也依旧雄心勃勃:“掌握了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也充满决心和信心。”宣布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然而,无论报纸上的文字是如何慷慨激昂,这时“大跃进”的势头都不过是强弩之末了。这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直线下降,被称为“元帅升帐”的钢的日产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5.38万吨减至4.98万吨,4月上旬又降至4.84万吨。到第二季度,20种主要工业产品有18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有11项产量低于第一季度。如果说对于工业生产的下降人们还难有直接感受的话,那么,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衰退,则是几乎所有人的切肤之痛。从1959年起,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粮食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产量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同时,由于浮夸风泛滥,各地粮食产量虚报连年增长,且增幅很大,造成一种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至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60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同1957年相比,1960年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在许多地区,人们因营养不足而普遍发生浮肿。由于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