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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班长蒋子龙
初冬曾有武隆一游。武隆属重庆郊县,飞机在江北机场落地。一出接机口,县文联的老刘说,蒋子龙先生也来了。我顺口说,我们的班长啊。老刘问:过去一个部队的?我说,不是一个部队的,确实是班长。
老刘似乎有点疑惑。上了小车,我才从容解说。
改革开放之初,文学之火爆,说是热火朝天,说是如醉如痴,一点都不为过。子龙是当年最火的一位作家。不愧叫了“子龙”这么个名字,真有当年长坂坡上,他的河北同乡,常山赵子龙的风采。其时我还在中学教书,业余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于文坛来说,只能算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竟让我与后来许多成了文坛大佬的人士,有了关联。
这便是,1980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意在恢复久已停办了的“中央文学讲习所”(丁玲任所长),全国遴选三十名学员,于北京东直门外一个叫左家庄的地方,借用朝阳区委党校的房舍,办起了一个名为“文学讲习所”,为期半年的培训机构,且延续“中央文学讲习所”的序列,名为第五期。其时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刚发表,且获得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理所当然地便成了这个班的班长。我呢,竟也因缘际会,忝列末座,成了这个培训班的一员。
子龙也是到了机场,才知道我也来了的。见面则是到了宾馆之后。一样的惊喜,却要洒脱许多,劈头便是:“你小子也来了呀!”那天津味的普通话,叫人听了很是受用。此后两天,不管是游芙蓉江,还是逛天生三桥,走在一起,总会絮道些陈年往事。
一次说起一位逝世多年的作协负责同志,是从天津调去的。子龙说,本来是要调他的,他不去,才调了这位先生。说到这儿,子龙说:石山,你还记得吗,文讲所后期,中国作协有意调我回北京,有次饭后散步,说起这事,你问是真的让你管事,还是调来做做样子,管事就来,做样子千万别来,眼下写作比什么都要紧。多亏没有来,来了怕就成了此公了。
我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吗,记不得了。还是你有主见,给了别人,哪有不动心的。
只看面相,子龙属于那种冷面人,遇事不动声色,时不时还会乜斜你一眼。但我知道,他是个热心人。即如在文讲所,所方刚委任他为班长,他说,这个地方要嘛班长呀,都是人精,谁能管得了谁。话是这么说,遇上这个跟那个起点小纠纷,子龙多半会在散步或聊天时,说句:这是干吗呀,过几天想见都见不上了,值得闹意见吗?叫他这么一说,当事者多半会憬然而悟,和好如初。
这次在武隆,子龙也显示了这种品格。这样的笔会,常是谁的名气大,谁的苦累也就多些。到了哪儿,得走在前面,遇到讲话的场合,有话没话都要说几句,还要热情而得体。刘有法先生私下里问我,这样做,子龙先生烦不烦。我说,放心吧,他是个热心肠,再烦也不会凉了场的。
也不是说,多年不见,子龙就变得油滑了。不会的,跟过去一样,该说的话还是要说。参观“天生三桥”时,青龙桥旁的石壁上,有条新刻上去的龙,子龙见了,大为鄙夷,说这是嘛呀,龙嘛,应当是见首不见尾,张牙舞爪,气势逼人,这叫嘛龙呀,爬在那儿跟条死蛇差不了多少,太煞风景了。老刘笑着解释,当年是怎么回事,一面叹息,就是做旧,也改不过来了。
对我这个老下属,也是一样的。有次座谈,主人要我们就文化建设提些意见。听介绍,知道这儿唐代属夜郎,唐朝大臣长孙无忌曾流放此地,且留下衣冠冢。我说,该打出“古代流放地”的牌子,以招揽游客。且臆想说,李白曾流放夜郎,说不定到过此地呢(回来查过,李白流放夜郎,到巫山即遇赦而返),光有自然景观,没有人文历史,终显得单薄了些。下来轮着子龙发言,说什么叫文化,他查过一本书,有一百多个定义。地理、民俗,都是文化,不必生拉硬扯地弄个李白呀,白居易的,来过没来过,都增加不了这儿的文化含量。没点我的名,一听就是奚落我的。
我听了却只有喜欢,不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这样的场合,你想让人家说你两句,谁会犯这个傻呀。
武隆之行,只有短短两天,山水游乐之外,能与几十年的老朋友相伴游走,互诉衷肠,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分手的时候,互道保重,不胜依依,毕竟我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这样异地相逢的。
名人缘
韩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