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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蜷伏在城市的边缘,这种插花地带能够给我生理上的安慰。一条水沟,不深不浅地流着月光,它非常懂事地绕过某条牛,某个人,轻轻地勾勒出城里城外。这奶牛是我现在能够见到的最大动物,它是城里的孩子们的奶娘,但是这些孩子除了喝它的奶外,并不知道他们的奶娘的生活状况,不知道他们的奶娘是如何寻觅青草的,是如何把青草加工成牛奶的。我那些生活在城里的亲人感觉很幸福,那些生活在乡下的亲人也感觉到很幸福,有时候这种幸福就像麻醉剂,让人快乐地活着。
而我呢?多少有些麻木了,这也是被幸福感染所致。我蜷伏在没有城墙的城市的边缘,像“地老虎”一样呆在植物的根茎下,活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别人都活着。我知道我祖父那辈是没有色彩的,是纯粹的自然人,是自由流动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着色,把人划分若干个成分。我自己则像个变色龙,时而农民,时而国干,改制之后,我又回到“农民工”的身份。我住在这个城市的插花地,每一次地方利益的冲突,每一次城际线的变化,每一次权力的拉锯,每一次对“盲流”的清剿,都使我感到自己的疼痛,知道自己的心打开了还能收拢。
阿来在穿越美国的农耕地带时,一些土地正在播种,而一些土地轮到休息。看到大片休耕的田野,他写道:“这是在中国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阿来看到美国的农耕地躺着晒太阳,看到这些轮休的土地这种短暂的失业,而为祖国的土地疲劳的麦子担忧。可能阿来出城的时间有些不巧,看到的都是劳作的农田。他不知道我们也有很多正在轮休的土地,有的后来种上了稻子,有的种上房子。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的房子来囤积粮食和子孙吗?我在乡下种地的时候,住在城里的姐姐总要回家来帮忙插秧,收获新谷后,给姐姐送去一袋家乡的大米。后来我不种地了,姐姐吃的是泰国的农夫生产的大米,她还跑到泰国去看别人是如何插秧的。不差钱是一种好事,不差粮更是一种好事。如果种田也是一种娱乐的话,我们没有不长寿的道理。现在坐车到乡下种地是一种时尚,晒地更是一种时尚。
土地的轮休,有的永远失去被劳役的机会,这些都没有造成太大的恐慌。倒是那些从土地上分流出去的人,到城里打工的人,终于有了轮休的机会。人毕竟没有土地那样深沉,晒人毕竟没有晒地那样缄默,人一荒芜就有一种被抛弃的念头,人一晒就晒出很多想法,晒出很多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