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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央行接连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防通胀、保增长的两难境地下艰难前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近日,周小川接受央视财经频道《领导者》栏目知名财经主持人芮成钢的专访,畅谈我国宏观货币政策。
央行加息
两难境地
芮成钢:作为央行行长,在加息的问题上您有两难吗?
周小川:我觉得多数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因为这个经济体首先就有不同的利益主体,你想使手里少数几项货币政策的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拿汇率来理解,汇率升高的时候,出口者可能抱怨,进口者说这个可能有好处,他的东西可以卖便宜点,市场打大一点。
除了利益群体以外,还有整个对整体经济,比如说可能对增长好,对物价不一定太好,这种大板块上需要权衡。再有一个就是时间跨度上,有些政策短期看好,但是对中长期不见得有利。而另外有一些中长期有利,短期可能还要忍受一点代价,所以这个都是表明了这种权衡或两难的关系。因此,所谓宏观的决策,就是站在这个更全局的立场,更总量的立场,把近期和中长期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作出权衡,所以每一项政策出台,按理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难。
权力是否比伯南克小
芮成钢:在G20上,奥巴马说,量化宽松主要还是为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美国经济的增长而设计的,是伯南克、美联储的一个决定。您是否觉得,G20峰会真正最核心的讨论,其实完全是在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之间完成的。
周小川:G20一般都有些重大议题的框架,所以实际上G20很难有机会对像量化宽松第二期QE2进行深入的讨论。
芮成钢:我觉得,伯南克的权力是不是比中国的央行行长更大?因为我听奥巴马总统在G20峰会上非常明白地说,这个问题是伯南克来定的,不是我白宫能直接干预的。
周小川:这是体制的设立问题。但不一定涉及到权力。实际上,各个银行管理的内容、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儿汇率问题,在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部分,在美国是财政部的工作,应该说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经济政策也好,它的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在全球的影响,或者说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讲,都比别人大,但是也不见得说到每一项政策都是这样。
芮成钢:在当下,是你的工作更难做,还是伯南克的工作更难做?
周小川:我是说,一般人都对自己的难处理解比较深刻,对别人的工作,他有什么难处,实际上你不见得全看得到,可能事后你慢慢看到一些材料,你才能知道。所以我当然觉得我的工作挺难做。
金融业需持续不断加强监管
芮成钢:美国一些投行的人说华盛顿永远监管不了我们,因为我们是美国最聪明的人,金融危机我们捅了那么大的娄子,没有人坐牢。
周小川:金融业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金融业对一般投资者采取一种诱惑的办法,采取自我循环,跟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然后就发财,这种做法是要高度警惕的。过去他们的监管对这个不太重视,我估计这次金融危机在这方面发现不少问题,就是金融界有些做法制造了人为的交易,制造的泡沫,有些人在中间发了财,而实体经济,或者受到损害,或者说对实体经济也没什么帮助,制造了一些虚假的财富。
芮成钢:您有没有看《华尔街2》这部电影。
周小川:还没看。
芮成钢:《华尔街2》里说,1985年,我们靠内幕消息来赚黑心钱,今天这些人都玩大的了,不玩内幕交易了。
周小川:资本市场建立的本身,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服务。那么实体经济在不断地前进,这个服务也需要不断地创新,这些创新可能大部分还都是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出乱子的、惹麻烦的。另外有一些创新动机上可能是少数人为了他们收入高一点、利润高一点所搞的创新。在发展过程中,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肯定就会有漏洞,有漏洞就会有人去钻空子,谋取私利,就出现不同的犯罪行为,在其他金融市场其他环节也都是这样,一个阶段的这个问题,跟下一个阶段的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玩旧的东西,不一定有人在玩了。这个问题就在于监管,要持续不断地加强监管,而且在把老的毛病克服了以后,要有警觉,不断发现新的可能潜在的问题,对新的潜在的问题进行监管。
央视财经频道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