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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是个简单的故事,据说编剧界有个判断是否好故事的前提,就是能不能在40字之内说清楚,《让子弹飞》的故事概括起来就是:麻匪姜文和骗子葛优,斗恶霸周润发。
故事选在北洋军阀时期,电影里鹅城的百姓生活在善恶最不明的混沌里——每任青天父母官都和恶霸三七分成,同流合污,当人们已经习惯自愿为奴役的时候,山上跑下个麻匪张麻子。
接下来麻匪张牧之和恶霸黄四郎的斗争,被简化为善与恶的斗争。在人们的认知里,要区分正义与邪恶似乎很困难,光从势多势寡上似乎也不科学,其实有个简单的标准,善就是守规则的,恶就是不守规则的。
恶霸黄四郎一开始就视规则为无物,他住在易守难攻的碉楼里,他后备着一个自己的替身,他诈死,他撒谎,他让自己的手下假扮的麻匪混淆视听。随着与张牧之的斗争白热化,他出招也越来越下作。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而黄四郎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继而让人自取其辱,反辱同侪,也成为辱人者。他的必杀技就是逼人太甚,把人的尊严弯曲到可耻的角度。
姜文作为善的化身,自始至终不曾出恶招。《让子弹飞》里有一场最精彩,也最有张力的“鸿门宴”,恶霸麻匪骗子围坐一桌,互探高低虚实,看他们时而拔刀相向,随即又哈哈大笑,观众们像被放了N次风筝,悬在半空,又嗨赖赖又紧张,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黄四郎忽然凑近了麻匪张牧之,恻恻张狂道:“你致命的缺点,是你不会撒谎。”
最后,决定胜负的一招,则是庶民的狂欢。白脸浓妆的女子们鼓点紧凑,一声逼急一声:“十成白银在碉楼”——你们起还是不起?!
麻匪们提着枪在空荡荡的城里骑马绕了一圈又一圈,喝道:“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你们起还是不起?!人们惧怕黄四郎,迟迟没有人跟来,革命悲壮浪漫主义几乎让人泣血。直到最后,人们才一拥而上,冲进碉楼。
庶民的转变并不突兀,揭竿而起的基因造就深深埋在他们的骨子里,因为越是听天由命,人就越是牢牢攥紧盲目的信念:女巫落败,恶龙斩首,善终将取胜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只有这种信念能够支撑人们撑过不公平、邪恶与饥荒。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信念往往是不可靠的,或者是短暂的,貌似正义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天长日久,人们才发现那并不是善恶的斗争,都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
而在姜文的电影里,他尽可以给人以纯粹而坚实的幻想,他胸有成竹的脸,是英雄的理想主义。他对着恶霸黄四郎有自我剖析式的自问自答:“钱对我重要么?不重要!你对我重要么?不重要!什么对我重要?没有你对我重要!”恶消失了对他最重要。电影里,他把从欺良霸善的地主们那里坑来的白银,都从窗户里扔给老百姓,屏幕里分明传来不知道是谁的一声长呼——“你干的是老天爷干的事儿啊!”
最后,当他战胜了邪恶,并不留下来统治,也不妄图建立起什么,“有”都化作了“无”,大义化作小情,黄四郎和他的碉楼“轰”的一声被炸成了一堆灰,他只和周韵演的青楼女子四目相对,像是摧枯拉朽的《赤壁怀古》中忽然意外地柔情道:“小乔初嫁了。”然后小乔周韵也跟人跑了,因为跟着大哥快乐但太辛苦,于是小情也化为无,姜文追着火车马蹄轻烟地消失了。
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长篇散文,叫做《太阳与铁》,这是一生萦绕他的两个意象。姜文当过铁,坚硬无比,结果硌得谁都不舒服——比如《鬼子来了》中,脑袋被砍下在黄尘里滚来滚去;姜文也当过太阳,要普照大地,结果谁都不领情——比如他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扯直了嗓子喊:“太阳升起来了!”结果没人听懂。到了《让子弹飞》,姜文终于把这两个意象结合起来,成了太阳照射下一块温暖的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