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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城墙 |
慈禧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
与身后凋零的恭亲王相比,生育力同样不济的慈禧太后,却显露出了更为深厚的政治功底:她通过插手娘家亲戚的婚姻安排,及一连串复杂的继嗣安排,结成了一个牢固的网络。
首先,她将自己的亲妹子嫁给了咸丰及恭亲王的七弟醇亲王奕譞,成功地将醇亲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相当有远见的布局,同治死后,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慈禧太后力排众议,将自己的亲外甥、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为咸丰之子,即光绪皇帝,保证了皇座上依然流淌着叶赫那拉的血缘。
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则适时地提供了最佳的政治作品:三个女儿,这等于是给慈禧太后提供了三次整合政治资源的好机会。
在她亲自做主下,桂祥的长女叶赫那拉·静荣,嫁给了镇国公载泽。载泽是满族亲贵中的人才,眼光远大,思路清晰,日后率团出访欧美考察政治体制,成为大清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旗手之一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桂祥的二女儿叶赫那拉·静芬则成了光绪皇帝的皇后,表兄妹亲上加亲,只是此女实在太过丑陋,光绪皇帝对她敬而远之。这就是日后著名的隆裕太后。
桂祥的三女儿叶赫那拉·静芳,则由慈禧做主,许配给了惇亲王奕誴的次子载漪作为福晋。不久,慈禧就下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这就是日后名震中外的“端郡王”。静芳之子溥儁,还曾被选为“大阿哥”,作为光绪的接班人。
光绪死后,慈禧选择了溥仪作为接班人,溥仪的父亲载沣虽由醇亲王奕譞的侧福晋所生,却从小由嫡母、慈禧太后的妹妹亲自抚养,而且,载沣的婚事也是慈禧亲自指定的,娶的是荣禄之女,此女与恭亲王女儿荣寿公主一样,也因慈禧养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代“粉侯”。
如此亲上结亲,枝蔓瓜葛,形成了“阀阅世家,连渊贵胄”。
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出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
这篇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
无风不起浪,恭亲王的确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烈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确定了北宁、谅江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 “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地说:“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五十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高喊主战,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的苦心经营,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打,一个也愿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