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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天津从事医药业,途径很广,举凡医院、私人诊所、药店、医药公司,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犹太医院开办于1937年,地址在旧英租界66号街,主要面向犹太人,也收治中国病人,每天约有上百人就诊。医院的年经费在18000元左右。这家医院经营得很规范,天津犹太宗教协会内设专门的医药组,主任一名,组员若干名,对它进行直接管理。刘恩吉老先生曾向我讲述过他1944年在这家医院住院的经历。那年他得了伤寒,恩光医院的院长卞万年大夫介绍他住进了犹太医院。入院时他发高烧,昏迷了一个多礼拜,到出院时,才看见犹太医院是栋楼房,有电梯,外观以洋灰抹面,这在当时是很讲究的。医院里一间病房两个床位,男女不分。同室住着一个犹太女孩,十五六岁,也是伤寒病。过了两天,她就被推走了。负责这间病房的护士是个犹太女人叫莎莎,四十多岁的样子,能说中国话,在这医院工作很多年了。她对刘恩吉说:“你的病不许我们插手,卞博士开方,只按他的指示,什么时候吃药,什么时候洗肠。”刘不让她洗肠,一为挺难受的,二为她是个女的。她又说:“我们轻手轻脚的,不让你难受。”她叫来一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医生。医生在一边指点着,她们操作。院长来查过床,还用中国话说:“年轻的先生,我祝福你。”莎莎人很热情,刘的姐姐去探视,她总是打招呼,说:“姐姐来啦。”所以这姐弟俩至今还记得她。
犹太医生也有在其他医院工作的。1924年12月,奥籍犹太人伯瑞尔与人合资,在原威尔逊路260号(现河西医院附近)创办德美医院,进口德国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成为津门首屈一指的医疗机构。伯瑞尔以治疗肺结核症著名,于内科门诊坐诊,为人谦逊,和蔼可亲,深得患者及家属的尊敬。德美医院聘用了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理查德·傅莱。傅莱于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同情底层人民,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傅莱的名字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这年12月,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 1939年1月乘轮船抵达上海,此后北上,先后在北平、邢台和天津从事医务工作。1940年,正在天津德美医院化验室工作的傅莱终于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建立了秘密联系, 1941年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安排,傅莱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来到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傅莱的名字就是聂荣臻司令员按照译音为他取的。傅莱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疗教学和战地救护。他工作热情高涨,并且很快就融入革命队伍中。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由于敌人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疟疾流行。傅莱也在打摆子,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向中医求教。他找到一套用针灸治疗疟疾的办法,又找来许多缝衣针,到作战部队试验、推广,许多战士通过他的土法治疗恢复了健康。1944年,傅莱来到延安,在延安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内科教学。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当面夸赞他是个“洋中医”。可见傅莱的事迹在我抗日根据地流传之广。他在抗日战场上被中国军民誉为“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他还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役,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为天津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有一张拍摄于1924年的老照片。照片上,犹太药剂师利奥·亚伯拉罕·布禄林正在自己的药店里工作。这家药店叫“贝蒂尼斯”,位于现解放南路靠近小白楼地区一段。据一些现居海外的天津犹太人回忆,这一段大街上还有几家犹太人开的小诊所、小药店,有的是牙医,有的专门做X光检查。这些小所小店给普通市民提供了方便的医药服务。
题图为天津犹太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