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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戒烟,马克·吐温有句名言:“戒烟比什么都容易,要知道,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如果联系我国的禁烟现状来品味这句话,一种苦涩的黑色幽默不觉涌上心头。近日有媒体披露,我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年来,全民吸烟率非但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实现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100%禁烟的控烟目标,目前更是难上加难,遥不可及。
烟难戒,难在有瘾。一个烟瘾很重的老烟枪,期望其戒除烟瘾,何其难矣。如果一个“烟瘾”很重的社会来搞禁烟,其效果又将如何呢?
无可讳言,烟之所以难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吸烟在我国很有“社会基础”,这大大增加了烟草负面效应的风险。据统计,我国目前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占全球吸烟总数的三分之一。数以亿计烟民的生理和心理烟瘾如何科学化解和有效疏导,成为禁烟控烟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烟瘾再大,如果限于个人习惯,即使不检点不自觉,为害也有限。但如果社会文化患上了“烟瘾”,烟草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将会发生核聚变式的变化。实际上,在我国,烟与酒一道,联袂成为重要的交际工具,醒目的消费符号,泛滥的文化意象。烟雾缭绕中,“敬烟文化”大行其道;精美包装前,精品名烟很是抢手;吞云吐雾中,烟枪徜徉在众多公共空间。暴露周久耕的是九五至尊烟,电影电视里主角配角们烟不离手,就连犀利哥,其迷倒世人的形象,也是一身洪七公行头,叼着一根烟漫步于市井之中……
更为厉害的恐怕还是利益“烟瘾”。2009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31.1亿元,同比增长12.2%,烟草税几乎达到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成。而十多年来,烟草行业一直在行业税收排名中名列前茅,最大的纳税企业,一直被烟草公司占据。在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对烟草经济、烟草税收已经形成依赖。利益的长期滋养,使其就像烟民一样对烟草上瘾,甘之如饴,这从根本上消解了禁烟的动力与决心。而就在这种“过瘾”中,烟草行业的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而且在未来20年这种社会负效益还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