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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格兰特 |
琉球、琉球
这次会见的主要“议程”,还是中国大餐。仆人们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燕窝、鱼翅、熊掌、烤鸭等,美国人因刚在使馆内用过午餐,谁也不饿,但依然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一“奢华的娱乐”。
他们注意到,与广东、上海和天津的官方接待不同,这次“国宴”还是相对简单的,尤其是没有过多的仆人川流不息。而恭亲王很少动筷子,只略喝几口燕窝,对鱼翅之类的则是碰都没碰。双方都没怎么吃,宴会很快成了“烟会”,美国人吸起了雪茄,而恭亲王则掏出了旱烟枪。
国宴次日,恭亲王轻车简从,前往美国公使馆回访。这一次,恭亲王令美国人看到了他“绵里藏针”的另一面,机敏、睿智、不达目的不罢休。美国人感慨道,恭亲王代表着中国政坛的“勇气”和“能力”。
话题围绕着日本与琉球。
就在3个月前(1879年3月),日本利用中俄在新疆军事对峙、中国无暇东顾的机会,下令将其已经实际占领的中国藩属国琉球正式吞并。此举激起大清国朝野的愤怒,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恭亲王等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
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
邀请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为中国进行斡旋,就是此次恭亲王回访的目的。
恭亲王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情况。美国人记载道:“他的声音是低沉和柔软的,他的手势(丰富得)更像一个意大利人,而不是中国人。在何天爵翻译的时候,恭亲王就靠在椅背上,拿起烟枪抽几口。偶尔,他又想到了什么,就会打断翻译,又急又快地解释。特别在谈到中国将为保卫主权而奋战时,他会显得十分激动,然后他会为插话而抱歉,让翻译继续。有时,他会突然停住长句,说不能太长了,否则何天爵翻译时记不住,大家就哄堂大笑。”
格兰特表示,他目前并没有官方身份,但他很愿意以私人身份向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转达中国的关切,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公平正义,不会容忍日本对华的侵略。
恭亲王说:美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中国不会遗忘。他告诉格兰特,在返程途中经过天津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将就琉球事件的细节与他进一步交换意见。
格兰特接受重托后,恭亲王如释重负,端起香槟,再次向格兰特及美国贵宾们表示感谢,并为格兰特的健康干杯。格兰特则回礼,为恭亲王和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干杯。随后,恭亲王告辞,格兰特总统亲自将其送上使馆门口的大轿。
在琉球问题上,中国人令人惊讶地显露出了极高的效率。6月12日清晨,格兰特刚刚到达天津,还在美国总领事馆吃早餐时,就接到通知,李鸿章已前来拜访。格兰特总统立即要求美军士兵列队,并鸣放礼炮迎接这位著名的中国总督。
李鸿章详细地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事件的前因后果。比恭亲王更为咄咄逼人的是,李鸿章搬出了此前的中美条约,条约中明确约定:如果第三国对中美任何一国“有不公或轻藐的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
格兰特的助手杨格将军告诉总统,根据琉球事件的情况,日本的确“轻藐”了中国,因此,协助中国进行调解,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条约责任。这一来,格兰特的调停,不仅是私人外交行为,更上升为美国的国家外交义务了。
在第一次见面后,李鸿章就和格兰特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
次日,格兰特回访了总督府,李鸿章的欢迎仪式排场远超过恭亲王的,甚至动用了“黄缎衬里的轿子——在中国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轿子”,可以相信,这样的超规格接待,一定得到了恭亲王的同意。几天之后,根据李鸿章的命令,由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出面,邀请各国驻天津领事和夫人,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李鸿章破天荒地出席了这个有女士们在场的宴会,令外交官们大为惊喜。
离开中国后,格兰特总统乘坐美国军舰“里士满”号前往日本。日本之行,格兰特已不单单是游览,而是肩负着恭亲王、李鸿章和大清国的重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条约义务。
日本人对格兰特的到访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对于琉球事件,在美国人的压力下,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分岛改约案”,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
在格兰特建议下,恭亲王和李鸿章一度曾考虑接受,让琉球国王在此二岛上复国,但琉球国派驻北京的使节再三哭诉,此二岛土地贫瘠,无法生存。中国于是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并且搬出了中日两国1874年签订的《北京条约》。
当时,因台湾土著杀害了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日本兴兵问罪,中国在签订条约时为了推卸责任,写下了“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间接认可了琉球人是日本属民,这是恭亲王和李鸿章外交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之一。
美国人一看这条约,也感无奈。而此时,沙俄在新疆加强了军事威胁,种种迹象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
格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制立约,彼绝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