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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红颜多薄命曾令多少人扼腕感叹,但文人命薄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文人政治情结厚重,多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目标,当理想得不到实现、道路坎坷之时,便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大义牺牲,真可谓饱受磨难,归宿总那么悲惨。翻开中国文学史,以死明志的文人比比皆是。
先说屈原。屈原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文人以死明志的先河,当他纵身跳进汨罗江时,他没料到在他身后会有多少跟随者。屈原有的是才华,《离骚》《九歌》光耀文坛;他有的是忠诚,对国家绝无二心。如果给他一个展示能力的机会,屈原肯定会创造出一番事业来。但他得不到重用,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留给后人来怀念。
再说文天祥,一个政治色彩同样浓重的文人。其实他完全可以不死,甚至活得很风光。但他却求速死。在“君降臣不降”的文天祥身上,展现了的是古代文人精神极端孤洁的那一面。死神夺走了他的生命,但为苍凉的历史留下了一抹刮擦不去的亮色和暖色。文天祥不仅作为爱国者而死,更作为孤洁的知识分子而死,非此一死不足以明心见志。
到了近代,首推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他遗书的开头四句无疑是其自沉原因最准确的揭秘,“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所说的“世变”,即是世道人心的败坏。“义无再辱”这四个字不简单,它涵盖了死者全部的隐痛和决心。知义者必勇,知耻者必勇,勇于赴死,绰绰有余。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句话无异于加深了文人的重量。
后来,还有更多的名字让人触目惊心,闻一多、郁达夫、顾城、徐迟……历史就是如此的残酷,导致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政治。还有经济压力,文人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文人谋求经济独立的社会根基又很薄弱。更多的原因是思想层次的,读的书越多,对现实认识得越深刻,就越会加剧文人心理的不安,观念与理想找不到突破口,可又不愿屈服和妥协,在精神上孤独无助,继而产生更大的失望和绝望,最后走向自杀。
当然,屈膝于权势、官衙、名利的文人在中国也不是少数,比如明末的钱谦益。此公有出色的文才,是著名的学者、诗坛领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他热情高昂地入仕,坦言:“我本爱官人”。明朝亡后,他也想殉国,但探手摸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于是甘心下跪,做了清朝的降臣,至今仍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