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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志
我近来发现一种“脾气文学”,多见于杂感、随笔、小品、答辩式的文字,名家手笔尤甚。自从时兴在作者署名的前头或后头,冠之或附之作者头衔以来,这种“脾气文学”的脾气就越发呈上升趋势。商业术语名之为“看涨”。
譬如说,若是作者的署名附上了“教授”头衔,而他与之论争的那位只是副教授、讲师、助教、乃至只是个正在就读的学生,我们从这位“教授”的文章中,很可能首先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教授脾气”、“教授威风”。明明只是个辩手,上得台来却以评委主任自居,大话、气话、情绪话、武断话撒开了甩。兼而闪烁出“我在国外讲学的时候”如何如何,“我与国外专家学者交谈的时候”如何如何,以此凌人。其实,这倒很像在辩论大赛中某辩手在发言中,时不时说上几句“我与评委甲是老朋友”、“我与评委乙是远亲”之类的蠢话,反倒证明他不是纯正而又有真辩才的辩手。有这样的“脾气”,是无足与之正正经经论文的。当年鲁迅与陈西滢论战时,陈为教授,鲁为讲师,陈多以“教授”头衔炫己压人。但最终还是被历史证明了他比起鲁迅的文绩来,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都有侏儒感。既然论的是文,应从文本身衡定是非、优劣,别的系数是不起作用的。
还有一种“脾气文学”,炫耀的几乎仅仅是作者的“生存形态”本身,并将这种得意作为一种能量去征服对手。比如说,同是作家,“生存形态”很不相同。有的不仅有“名”,还可能有“位”、有“福”,同时地兼着什么官,什么职,什么大款,各种高规格的宴会、出访、要人接见也时不时地扒上边儿。有的则名低、位卑、人穷,在山沟的茅棚中苦苦爬格子。两个人的生存形态差异,若是用之于衡文标准,自以为生存形态优越就理应文章高妙,与生存形态差的对手进行辩争时,时时以生存形态优势作为俯视对方的当然条件,出言也多为诲谩,这其实也是无足以论文的。文学史上的许多大家都曾位卑人穷过,陶渊明挨过饿,“饿来驱我去,不知竟如何”;杜甫受过冻,“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曹雪芹也过过穷日子,“举家食粥酒常赊”,若是有谁带着生存形态优越感去与上述几位论文,辩不过人家就愤愤地想或说:“你有什么本事!若有本事,还会这样受穷么?”这样的心思也似乎是真正文学上的外行心思。
“脾气文学”的拓展力很大,能形成一时文风。有的人本非什么名家,没有大头衔、大学衔,写出的东西也有“大”脾气,以戏谑古今为学问,以谩语刁言为文采,其实这恰恰是小文人的第一标志。
李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