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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二代”的质疑绝不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社会标签。其中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富一代”的财富来源究竟是否合理合法,二是创富机制如何才能够更公平,即无论出身如何,让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富裕起来。
富则兼济天下,一直受到国人传统文化的推崇。但时至今日,第一代富人仍然颇具争议性,且中国慈善事业频频被曝暗箱操作,以至于富人慈善行为鲜有受到广为赞誉。客观而言,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监管不到位、导致体制漏洞成为一些人暴富的机会。如今,随着“富二代”的长大成人,财富传承方式及产生的效应就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因此,当80后卢星宇以掌管20亿重资“成功人士”的姿态站在公众面前之时,舆论对于这笔巨资的来源及其身居高位的公平性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社会贫富分化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毕竟社会分配不可能也不应做到绝对公平,拥有更多知识和技能的群体理应获得更高回报,否则社会将失去向前发展的动力。而在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是,弥合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对立心态、建立起公平的身份互换渠道,是为社会维稳的必要举措。
其实,贫富分化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社会现象。在联合国2010年发布的报告中,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名列第二。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民调结果却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憎恶富人。显然,美国民众并没有表现出普遍的仇富心态,因为美国富人大都是凭借过人的能力与奋斗精神实现创富。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遗产税起征点比较低、税率较高,减少了代际财富传承的力度;另一方面,美国公务员的行为及待遇受到了严格的外力监督。经过这些法律制度过滤之后诞生的富翁,无论是微软的盖茨还是沃尔玛公司的沃尔顿家族,大都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学习楷模而非仇视对象。
相形之下,中国各收入阶层间的流动却呈反向黏着之势,此前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高考制度,其选拔优才、助推阶层流动的功能也日渐褪色。那些在改革开放之初成功走过高考“独木桥”的人曾被誉为“天之骄子”。然而新千年以来,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导致农民子弟面临着负债上学、毕业即失业的尴尬。而与此同时,家庭背景优越的年轻人,则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与更为广阔的就业机会。其结果是,各收入群体之间似乎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阻碍了阶层间角色的转化,让个人奋斗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激励。
“寒门难出贵子”与“卢美美现象”并存,正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公平兼顾不足的写真。“富二代”要想不再被公众仇视,关键就在于公平社会保障机制与发展机会,让个人能力与奋斗能够去改变生命轨迹,而不是让代际财富差距更加扩大。
□马红漫(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