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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少,融资难,拆东墙补西墙;成本高,流动大,政策飘忽不定……小微企业自生发之日起,就在“资本”与“管理”的泥潭中挣扎。
大中型银行的“所有制倾向”下,小微企业应该在何处寻找资金?企业人员流动大、管理困境多的现实之下,小微企业应寄希望于何方?带着诸多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郭田勇和罗仲伟两位专家。
“每年员工换七成以上,几乎等于大换血”
谁也不想自己的企业成了培训部
新闻观点:在小微企业的经营中,“过路精英”是否太多?
罗仲伟: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其实不仅仅是“过路精英”多,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劳动力行为短期化、投机化的现象也非常泛滥。尤其中小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员工流动的程度非常严重。我们曾做过调研,在浙江一带的加工企业,一线操作工每一年要换70%以上,甚至接近100%,几乎等于每年一次全身大换血。
这不现在又到了招工难的季节吗,每年一次劳动力的全国范围流动,恐怕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新闻观点:劳动力流动过快,带来的最大危害是什么?
罗仲伟:员工流动大,企业就不会有动力进行劳动力培训,人力资源得不到积累。你想想,作为一个企业主,谁也不想自己的企业成了培训部,你跟我这里培训完了又跳槽了,那我不白培训了?我何必付出这份人力成本呢?所以企业主的选择就是不培训。但不培训,技术就很难得到积累,企业也很难发展更新技术。
况且人员流动的问题不仅仅是一线操作工人,就连企业的骨干也一样。我们去年了解一个年营业额上亿的企业,招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年薪超百万。结果干一年也走了。如此高收入的人才都很难沉淀下来,企业怎么可能发展?
新闻观点: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收入这么简单。
罗仲伟:对,应该说劳动力在流动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很理性,他实际上是为自己考虑,但却看不清未来。
一个一线操作工人,他看不清未来,不知道未来企业会怎么样,所以今天在这家干,明天在那家干。一个职业经理人,他看不清未来,就哪里挣钱多跳到哪里,明年企业还能不能挣钱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一个企业主看不清未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企业明年能不能挣钱,我们常说“刀片薄的利润”,在这样的前景下,他有什么动力做什么战略部署、长远的考虑?无非就是今年有订单就做,明年再说。我们了解到,有些企业手里其实有订单,但他们不敢发展,因为发展就要扩大规模、要融资,就要背负风险。那与其背负风险,企业主心想我还不如就挣眼前这点钱。每个人每个阶层都这么想,就形成了一种心态的恶性循环,企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调结构改变经营模式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对小微的政策扶植都被社会耗散掉了”
别一有困难就想要政府给点政策支持
新闻观点: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建议成立企业员工的“职业信用平台”。
罗仲伟:建立信用平台是很有必要的。职工也要讲诚信,但这个平台不应该是企业来建,应该是社会的事情。一个企业没有能力搞这种公共信息平台,只有社会来建立,这实际还是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给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劳动环境,包括他的生存环境。例如一个农民工进城,我们不解决他在城市里的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他就不可能心态稳定地工作,就不可能减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
每年春运,我们都要说,今年的困难多么大,通过努力,我们最终运回去了多少多少人。这实际上是件很可笑的事情,难道解决了运人的问题,中小企业的劳动力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不能满足于每年运回去多少人,应该让劳动力留在城市里,改变他的身份。
新闻观点:套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给中小企业营造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这是否也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多的政策扶植?
罗仲伟:我认为直接扶植的效果很小,我们的现状是,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植都被社会耗散掉了。例如对中小企业减免税费,有了这个政策,就需要去鉴别哪些企业有免税的资格,但有人会钻政策的空子,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甚至有专门的人,就为企业钻空子申请政策支持提供服务,成了一条流水线了。到最后,鉴别谁有享受政策扶植的资格,其成本都会无限放大,效果很差。
所以我们要转变思路,转直接扶植为建立公平的企业公共平台,这就包括上面说的“职工信用平台”,也包括更好的金融环境,让中小企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新闻观点:在这样的起跑线上,中小企业是否自己也要改变思路?
罗仲伟:现在我们的企业往往有政府依赖,有困难就想要政府给点政策支持,这也是不行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连张正规的报表都拿不出来,天天就喊着要民间借贷,那我凭什么把钱借给这样的企业呢?
“正门开太小,只能走旁门”
要给民间借贷一个名分
新闻观点:无论是吴英案,还是小微企业经营难,都指向一个字:钱。
郭田勇:这段时间,公众对民间借贷反思比较多,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不充分,短板比较多。那正门开太小,只能走旁门。各方面需要资金的人,本能地去寻求民间资本的帮助,对民间借贷有同情心理。相对于正规金融来说,民间借贷是弱势群体,它又能够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之处,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有些帮助。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我们讲要三管齐下。
首先对于大银行来讲,我们要“强压龙头”,要成立专门的部门例如中小企业贷款部,这块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第二个我们要发展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在正规金融体系的有限范围内,给中小型金融企业更多的空间,比如我们要成立中小型银行,同时我们的资本市场需要再改革,例如创业板门槛往下降。第三个,就是要进一步引导规范民间金融这一块。按道理,制造业的毛利率本就不太高,现在民间借贷常常有30%到40%的利率,制造业很难支持这么高的利率。如果我们把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梳理好的话,对于民间借贷就等于打开了一个通道,大家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从事这些活动。
新闻观点:把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梳理好,具体应该怎么做?
郭田勇:我们要明确正规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其具体差异在哪里?我想至少有三点原则。
首先,不能向广大公众借钱。比如你跟我一个人借钱,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如果你同时跟十个、百个人借钱,合法不合法?我认为要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你向过多的人集资,就等于你有变相发行股票或债券的嫌疑,如果这样没有人管,要证监会这些监管部门干吗?其次,借来的资本不能用来投机或个人挥霍,这个在吴英案中也有涉及,你借的这个钱,必须是投入到经营中了。还有一个就是借贷利率不能过高,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四倍。
新闻观点:也就是说,要给民间借贷一个名分。
“让民间资本直接发起一些中小型银行”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应该对等
新闻观点:提到改革,成立更多中小银行,让民间资本加入的呼声喊得很响。
郭田勇:银行业不是制造业,开银行不是开饭店。制造业等行业的风险外部性比较小,个别企业出问题不会对社会带来什么冲击,所以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没什么门槛,基本谁有钱谁就能干。
但是银行业的外部性比较强,牌照不能随便发。这样有好的一面,就是国家在控制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上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但差的一面,就是导致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发展得比较慢。
所以我们建议在银行业准入限制的情况下,能不能对民间资本多开一些口子。我们习惯于认为民间资本办银行要出问题出风险,这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民间资本。
新闻观点:具体可以有哪些措施?
郭田勇:比如说现有的银行金融机构在扩股时,可以让民间资本进入里面去。其实民间资本也更愿意自己担纲。那我们能不能降低准入门槛,让民间资本直接发起一些中小型银行?一些经营时间长、经营比较好、客户占比高的小额贷款公司,在乡镇农村的可以翻牌成村镇银行,在城镇里的可以翻牌成社区银行,这个完全可行。
可现在是一定要大银行作为小银行的发起人,这就有矛盾了。国有大型银行现在都是中央政府控股,地方银行都是地方政府起主导作用,如果只有这些银行可以发起建设小银行,那你的潜台词仍然是只有政府才能办银行。反而是外资银行可以在国内办银行,那最后不就成了只有政府和外资可以办银行了吗?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不对等,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新闻观点:民间资本办银行是否还存在其他必要条件?
郭田勇:我认为,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和推动利率市场化必须要同步进行。如果我们的存贷款利差还是现在3个多点的利差不降低,那么单单降低准入门槛,民间资本一定会争先恐后地往这个门里挤,那金融业不就乱套了?但如果名义上利率市场化了,门槛却不降低,那现有银行形成的相对垄断状态,反而可能存款利率不变,贷款利率上升。你想想,反正竞争又不充分,升升贷款利率,大家都能过得更好,哪家银行不乐意?如果出现这个现象,那更是要出问题。
罗仲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小企业研究中心
主任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主任
主笔:吴楠
素描:宋溪H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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