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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在使用着一只30多年前手工制做的旧台灯。几次搬家淘汰了不少旧家具、旧电器,妻也多次说它太不协调了,新房新家具新书桌,却放着一只不伦不类的旧台灯,让我扔掉算了。可我却不愿意,甘愿用它看书学习。
这只灯是30多年前我的一位插友亲自动手做的。
那是上世纪70年中期,我从插队知青被招工上来不久又被单位推荐去北京广播学院学习。在农村就交往密切的中学同学M,也在当年年初被从农村招工进了蚌埠一家工厂当了车工。我写信告知她,我要去京学习时,她即刻请了假,从蚌埠坐火车来到合肥,帮我拆洗被褥,整理行李,足足忙乎了两天才返回。
我到京后即投入了学习,不大的寝室里放了四张双人床,住了6人,一张双抽桌,只有一只日光灯,高高吊在天花板上,晚上看书很不方便。我在给M的信中谈及了此事。没成想,10天后,M竟然给我寄来了一只她自己制作的台灯,台灯的底座是木板刻做成半圆形,用漆漆成天蓝色,灯杆是镙旋软管镀铬的,灯头是螺口的,虽然很粗糙,但她信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仍很清晰:“愿你在明亮的灯光下不断提高文字水平,回来当一个为人民鼓与呼的好记者。”这很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我非常高兴,即刻买了灯泡装好,按亮,在这灯泡下看书学习了。在校的那几年,每每坐在这台灯下,我总觉得有一股动力,有一种力量,在鞭策、督促着我。我较为系统地自学了语法修辞逻辑,抄写大量的新闻笔记,自感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1976年春天,我从东郊的学校去城西。看望来京公差的安徽广播电台老领导,返回时路过天安门,看到广场上众多的人在护卫纪念碑前的花圈,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我也主动加入了护卫的队伍,而且声竭力尽地在读着一张又一张诗文。第二天我又在学校里发起并带着几十位同学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可一周之后,我即被校工宣队勒令写检查,同时又被校工宣队莫名其妙地一次次找谈话,一次次“被帮教”,他们还把我以开门办学之名送到了四川乐山广播站去实习。我的通信也受到限制,被迫终止了和M的联系。待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获准返校,在抽屉里一下子看到了M的10多封信。其中一封还谈到,我们校工宣队曾派人去她那了解我的情况,她们厂革委会主任还专向她介绍了我的“罪状”,要她与我划清界限,否则将影响着她即将被结合进厂革委会。我一夜未眠,痛苦地决定暂不回信给她了,虽然后来我又陆续收到过她二封来信,但我都没回,真怕影响她进步。待风雨过后,阳光普照,1977年我再往她所在的厂写信时,已没了回音。我毕业回到原单位报到后,即去蚌埠,到她单位一打听,才知她作为“小鸡带老鸡”的典型,已被送到干校学习。我赶到她学习的干校,可被告知,她不愿见我。我怏怏而归。我给她写过几封信,她都也没回。再后来,我们就没了联系。友情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地淡漠了,偶尔从别的同学处知她后来被分到一小厂当了工人,往日的光环早已褪色,再后来听说她成家了。我也成家、生子,忙于生计。可这只台灯我却一直保留着,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柔和的灯光永远亮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