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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
近三年的时间,吴文光和他的“85后”团队一直在为“民间记忆计划”努力,这些手持DV之人行走于那些村子,探访那些深居于简陋昏暗农舍里的老人,试图记录下深藏于老人内心的记忆。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没有时间表的计划,不知何时结束、何时中断,但让吴文光欣喜的是,在计划进行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在慢慢改变,“参与者们在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和改变”。
他们不仅在追赶时间的步伐,也在为自己留存更多的价值。
记录着历史发现了自己
在草场地的工作室里,素材编辑室和舞蹈排练场只隔着一堵档案墙,各种陈列都相当简单,用吴文光的话说,在这里的年轻人从里到外都焕发着朝气。每当年轻人们带着拍摄的素材回来,他看到的不是疲惫而是说不出的兴奋。
让吴文光感到变化最大的是邹雪平。在他起初的记忆里,这个有点胖的女孩在学校的成绩并不好,不爱说话,“有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2010年,邹雪平拍完第一部片子后,她的直接感受是“敢于正视自己,敢于正视自己的身份。”以前,不管在学校还是工作室,“农村人”一直是她回避的词语,也一度让她在这样一个大城市感到自卑。“做完这个作品后,我感觉轻松多啦。”她说。
吴文光发现了这个女孩的变化,“她开始喜欢和别人讨论、交流,没过多久,她就成了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
邹雪平也开始慢慢发现村庄和自己的关系,她不再把村庄强行从记忆里剔除,而是急于走近她的村庄和老人们,“我不再漠视以前发生的事情,对自己也有了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这都是在采访过程中认识到的。”
对于改变,感受最深的当数来自云南高山农村的李新民,这个15岁就离家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想到能拿起摄像机记录历史。
在外漂泊三年后,18岁的李新民来到吴文光的工作室,起初在厨房打杂,后来跟着上舞台做身体训练。2009年一次剧场演出中,在演出结尾时,她的一长段独白诉说自己来自那个贫困山区的身世,让吴文光看到了其内心情感的迸发。在吴文光的鼓励下,李新民开始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学着采访村里的老人,“以前我只知道家里过的日子很苦,却从来不明白这个‘苦’到底有多苦,现在我明白了。”
从村里回来后,李新民把自己的片子剪辑出来,取名叫《回到花木林》。
“民间记忆计划”的另一位参与者唐志的收获尤其让吴文光感到高兴。在拍摄饥饿的时候,唐志第一次知道,姥姥为了家庭的生存,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出去讨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唐志就揪住这个事一直询问:“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在寻访中发现真实的自己,这样他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力量。”吴文光说。
草场地105号,吴文光的工作站大门紧锁,推开这扇门,仿佛就进入了时光隧道,过去与现在交织充斥着整个脑海。迎面而来的是一堵被访者档案墙,按照各个省市,被采访老人的照片详细分类标明,“每一位老人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这些老人的记忆为那个年代的历史增添了所有的细节,这样才构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
吴文光把“民间记忆计划”看得很重,“这样一次参与不仅改变着这些年轻人的思想观,也慢慢改变着我。”
此时的吴文光并不需要再拿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成功。20多年前,他已经凭借纪录片《流浪北京》声名鹊起。这是一部拍摄梦想的作品,吴文光老老实实地把这些日后大多成为了中国艺术圈中坚的北漂的种种艰辛和迷惘,全部记录下来。
这部纪录片带他走上了各国电影节的红地毯,也给他贴上了“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的标签。接下来,又陆续推出的几部纪录片巩固了他的地位。彼时,他用机器对准底层,努力做一名苦大仇深的道德承担者。一度,他认为他的纪录片才是对当下社会最真实的反映,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拍纪录片,他抱着怀疑的态度。
几年前,当参与“民间记忆计划”的“85后”第一次拿出自己的作品时,他开始意识到这些年轻人的思维已不是他想象中那般笨拙。
“那些村子里的老人,是头一次遇到有人带着摄像机端坐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打开记忆之盒,翻出那些久远的往事。这是祖孙两代人的相遇,中间相隔了整整一代人,或者说跨过了一代人的记忆空白。注定了,这也是一场遭遇,或者说奇遇,中间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吴文光说,当下青年与乡土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因读书离开家乡,还是农民工进城,都是一个青年与乡土逐渐背离的过程。这个计划却提供了“迎面走回”的机会,让青年了解乡土的历史,了解自己的长辈,“也让他们发生着改变。”
靠热情聚在一起的年轻人
提到“民间记忆计划”,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吴文光,但一直以来,他始终不愿意把这些功劳归于自己,“应该关注那些年轻人,是他们在拍摄,在记录,我只是一个陪伴者,陪伴着他们往前走。”
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年轻人一开始都是冲着他的名气而来。
王海安和舒侨是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因为听了吴文光关于纪录片的选修课决定加入“民间记忆计划”。
“我是压根不会想到能与吴老师共同完成一个东西。我和舒侨这样来自小农村的孩子带着农村的气息和农村的历史到大一点的城里读书,谁会想到有人关注一段‘一文不值’的老农的苦难史?可还真有人关注,我也很偶然地参加了,这真匪夷所思!自己的爷爷等人竟然有可能载入历史,他们竟然会跟影像扯上联系,被人读,被人看,我跟他们一样不可思议。”王海安如此描述自己加入吴文光团队的兴奋心情。
和王海安一样,舒侨也认为,热情是他们能加入这个团队的主要理由,“对未知历史有足够大的热情,大到我们可以不考虑未来。”
今年,王海安和舒侨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正式成为吴文光团队里的全职队员,对于未来想干什么,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先把纪录片做好了,未来有的是机会。”
王海安觉得,现在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以后再找糊口的工作并不难,“等到三十岁了也能找到赚钱吃饭的活儿干。”
但事实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乐观,作为今年680万高校毕业生中的一分子,找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对于未来,这些年轻人正如李新民所说,“未来真没想那么多。”
用公益打造出来的放映月
这个计划什么时候会结束?吴文光说,他没有时间表,有可能会中断,有可能会走不下去,“早在两年前,我就跟这些年轻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最终我们也没能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一步步来。”
“民间记忆计划”一开始就属于志愿性质的工作,这些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大多是靠热情支撑着往前走。吴文光曾统计过,加入这个计划的人最多时有80多位,最终只有20位还在坚持拍摄。
虽然每年吴文光都要举行全国性的放映,但这种放映大多也是公益性质,并不会带来任何收入。6月,吴文光在天津的放映月,他和几位导演每个人只拿到了200元,“正好够来回车费。”
这是独立纪录片必须面临的问题——无法大规模放映,无法被人长久记住。
“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真正做不下去的那天才是终点。”吴文光用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回答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但他始终认为,“民间记忆计划”对这些青年人的改变有很大的益处,“随着被访老人和被访历史时期的逐渐增多,一直被遗忘的那些来自最普通的人的记忆正在被影像记录着,成为以后可以称之为‘民间历史影像档案’的一部分。在返回村子、返回记忆的这条路上,是历史的寻找,也是在现实的泥泞路上的跋涉,不同的遭遇和体验由此而生,纠缠在‘过去’与‘现在’的探寻中,参与者们也在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和改变,这一切自然也融入他们的纪录片或剧场作品中。”
“能记忆到什么?记忆能持续到多深或多远?如今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个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的年代里,记忆有其价值。”吴文光和他的团队坚信这一点。文/摄新报记者刘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