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打父亲的手机,响了很久,没人接。过了一会儿,父亲反打过来,问有什么事,我听到电话里吵吵闹闹的,问父亲是不是又当“管柜先生”去了,父亲说是。我就说,那您忙您的,等您隔天放牛的时候我再给您电话。父亲顿了一下,把电话挂了。
现在的父亲,很多时候是寂寞的,他喜欢儿女们往家打电话。去年过年我们回去拜年,父亲给我们五兄妹排名,排名的结果是二姐最勤往家打电话,可以看出,父亲对常往家打电话的二姐很是赞赏。二姐在镇上开了一家小超市,顾客少的时候就往家里打电话,电话里她家里家外事无巨细都跟父母汇报一通。我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不算多,原因是二姐也常给我打电话,我跟二姐说了什么,转头二姐就传给了父母。按二姐的说法,她的电话办了本地包月,这样可以替我节省电话钱。
父亲生于1943年的农历二月十三,他14岁的时候,我奶奶就殆了。听父亲说,奶奶原来是一个地主家的丫鬟,爷爷到地主家做长工看上了奶奶,两人好上后,就一起离开地主家,到古东坪村搭了个茅草房,靠砍柴卖维持生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分了田地和茶山为止。奶奶生了两男两女,分别是大姑、二姑、大伯和我父亲。二姑生出来不久,因为家贫,加上又是个女娃子,爷爷奶奶就把她送给了隔壁寨子里一对没有生养的夫妻。那家人待二姑很好,二姑没怎么怨恨爷爷奶奶,两家一直到今天都有来往。
父亲只念了一年多高中就去当了兵,原因还是家贫。听父亲说他只当了一年多的兵就因患胃窦炎提前复了员,复员后父亲在村小当民办教师,后来又去读了县里的教师进修学校,一九七二年转成了公办教师。现在,父亲每月有退休工资两千多元,这让村里的老人很是羡慕。他们常跟父亲开玩笑说,世才,你看你一睁眼,什么也不用做,就有七八十块钱在银行里等着你去取,你该活到一百岁,多领点共产党的钱来花才值。听到这些话,父亲只是憨厚地笑着,也不辩驳,也不附和。不得不说,跟村里那些没有退休工资,有个病有个灾还得看儿女的脸色拿钱的老人比,父亲的退休工资确实让他的日子活得更有底气。
父亲教了41年的书,往往是中午还在犁田,下午把脚洗干净就赶到学校上课。他应该是一个尽责的老师,十里八乡20岁以上的人很多都做过他的学生。不过父亲也仅是尽职而已,他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并没能留下什么光鲜耀眼的业绩。和乡亲们一样,父亲的一生犹如遍布山间的野草,它们自然地在天地间生长,任风来雨去,也只是沉默。
农村里婚丧嫁娶搬新房老人生日等都喜欢办酒,办酒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人品正有威望的人来当“管柜先生”,“管柜先生”要管贺礼的登记、回礼的分配,还要管酒席大小事务的安排。主人家抽屉或柜子的钥匙往裤腰带上一挂,“管柜先生”自有一种“大权在握”的神气。父亲性情温和,做事有条理,2003年退休后他几乎成了专业的“管柜先生”。父亲似乎很喜欢他的这份新“工作”,尽管这份工作费心费力,父亲却乐此不疲。每当有人来请父亲去当“管柜先生”,父亲都是欣然前往并尽心尽责把酒席的各项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
2008年秋的一天,父亲在做“管柜先生”的时候忽然感到头疼难忍,到医院检查说是得了小脑萎缩,好在萎缩得还不是很厉害,服了一些中药就控制住了。只是自此父亲除了服降压药外,又增添了控制脑萎缩的中药粉。我们劝父亲在家好好休养,以后就不要再去当“管柜先生”了,父亲却有他的理由,他说经常到外面去接触一些人,说说话,动动脑子,反而对他的身心有好处。
现在我们都不在父母的身边,老家的三层水泥楼里住着孤单的老两口。他们不习惯城镇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隔膜,不愿意到儿女的身边生活,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有假期的时候尽量多回几趟家,有事没事多打几次电话罢了。父母的年纪大了,这几年我们家的几亩户口田都让给留在农村的堂哥耕种,父亲却舍不得卖掉原来家里有的一头母牛。按父亲的说法,那是一头招财牛,几乎每年都会下一头小牛崽。每天下午,父亲会带着那头招财牛到山上田间,去运动,去吃草,一年四季,从未间断。我喜欢在父亲放牛的下午给父亲打电话,电话的那一头,父亲会告诉我,禾苗已经抽穗了,地里的辣椒树挂满了辣椒,韭菜疯长,再不割就要开花了。我知道,说这些话的父亲在期盼着我们回家。偶尔,电话那头的父亲会让我想起余华小说《活着》里福贵牵着一头牛在地里干活,与牛对话的情景。泪湿眼眶的那一刻,我又想,父亲没小说中的福贵那么惨,他有在身边的母亲,还有不在身边的我们。如每日虔诚的祈祷真能换来上苍的眷顾,我愿臣服,只愿:我那在寂静的山野间放牛的父亲,我那在喧闹的酒席间奔忙的父亲,余生安宁。
桂林伊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