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但就是依据这么一条强盗逻辑,在第一批得以“发还”的一百多家工厂中,荣家竟没有一个厂子在内,理由不用多说,这些厂对日方有用。虽经一再交涉、申辩,但在宛如蜗牛爬行般的“发还”中,申新各厂的许多机器被巧取豪夺到日商纱厂内,最终变成日商的资产。
到后来,能算得上交还的只有申三、五、六厂三爿厂。即便这可怜的几家,日军还想以“合作”、“收买”之名,企图名正言顺地行吞并之实,“合作”、“收买”不成,则强行“租借”,继续霸占。
抗战胜利,这些厂该物归原主了,但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却忙着接收日本人和汉奸的房子、车子、票子、条子,乃至女子,被老百姓戏谑为“五子登科”。这些接收大员从天而降,有从水道而来,从地下而上,大部分是重庆来的,少数是潜伏下来的军统、中统等“地下工作者”和忠义救国军。
高层的大汉奸犹如惊弓之鸟,为保性命,把搜刮来的财物包括金银珠宝、美钞英镑、古董书画、股票债券等悉数交了出去。
一些汪伪政府中谋求饭碗之职的中低成员,也一再被“接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上交了,仅剩几根条子一些银元度日用的,为免牢狱之灾,或免戴汉奸帽子,最后一点活命钱也被逼了出去。当然,也有少数汉奸将钱物藏匿起来,躲进贫民窟或偏僻的农村,做工务农,想逃过惩治。但时有被人认了出来而揪出的消息在报上刊出。
那些被日本人霸占的、掠夺去的工厂归还给原主应当是不难的,可敌产接收委员会的那些大员却一拖再拖,故意刁难,借此机会索贿,捞取好处。被没收的日本军方及日商的工厂应分别赔付给华商,或交给华商“代营”,这对帮助民族资本恢复元气会起到大力。
然而,国家赔偿放弃了,这些被接收的敌产难道也要放弃,奉还给日本人?如果是这样,那简直是不可思议了。
“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何捏在手里不放呢?政府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令侃,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们实在是捉摸不透政府的意图。”荣毅仁急切地问孔令侃。
“不会是政府想把这部分敌产由国家来经营吧?”袁葆康在旁边很随意地说了一句。
孔令侃笑了起来,指着袁葆康的鼻子说:“不愧是和鬼子神风队空战过的战斗英雄,给你一滴水滴在油瓶里了,你说准了,政府有这样的考虑,将这部分敌产收归国有,是宋子文提出来的。他说,战后重建,国家要拥有一部分企业,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交民族资本家‘代营’,不胜其烦,厂有大小好坏,如何来分,很难办,人嘛,都是趋利赴禄的,他还念了两句诗,‘尺波未涸鱼先散,一骨才投犬共争’,这是家父告诉我的,尚未公布,咱们走出这房子,这话就消失了。”
“岂有此理,宋子文把我们商人当什么啦?‘尺波未涸鱼先散’,我们散了吗?逃命了吗?就拿我们荣家来说,不是在沦陷区坚持到现在吗?‘一骨才投犬共争’,他把我们当成饥肠辘辘的饿狗了,我们无非分之想,只想拿回我们自己的东西,欠债还债,天经地义。”荣毅仁气愤地说,“日本丰田纱厂和其他几爿日商工厂,有我们荣家厂子抢去的许多马达纱机,还有纱锭,戚墅堰发电厂的发电机也是从申三拆去的,这些就不该还给我们吗?我倒要去问问宋子文,我们荣家刚从狼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就该落到虎口里去吗?这样办事,还讲不讲公道公理?”
“毅仁,你别生气,是你们荣家的东西,是可以据理力争的。我想是逃不掉的。”孔令侃安慰说。
“令侃,依你所见,国共合作会怎样?老蒋请毛泽东到重庆去了,也签了协议,会成立联合政府吗?人心思安,日本投降了,再打内战,这是有违天下人的愿望的。中国已经不起战争的磨难了。”袁葆康换了个话题说。
“是啊!谁再挑起战火,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和平,那是犯罪,天地不容!”荣毅仁说。
“一切演变,往往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往往非始料所及。依我对小姨夫的了解,和谈恐怕是缓兵之计,藩镇之势历来是国主的心腹大患,蒋介石也是这样的心态。如果朱毛真心称臣,服从中央领导,可能会暂时相安无事,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最好,但共产党若拥兵自重,那就难说了。”
“共产党的地盘和枪支弹药,是从日本人那里夺来的,凭什么要缴出武器,让出地盘呢?换了我,也不会做这样的傻事的。”荣毅仁说,“这和我们的厂是同样的道理,我凭什么不能要回来呢?”
正在这时,杨鉴清走进来了,说:“你们别高谈阔论了,三个人都像政治家,在国家的朝堂议政参政。爹叫你们去吃饭,他让厨子烧了一桌无锡菜,你们快去吧!”
“荣家的私房菜我吃过,很有特色,读大学时,我吃过好多次,葆康,我们就不必客气了。”孔令侃说着,起身带头走出书房。
(精彩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