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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好像一个重病人——长期昏迷,下肢瘫痪,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病。怎么救?”刚刚播完的电视剧《浮沉》引起业界对国企改革的讨论。
剧中一家亏损多年的国营电子元件工厂晶通厂获得有关政府部门7亿元的改制拨款,筹划寻觅非公资本合作者,购买软件升级技术,资产重组。
如此巨大金额的资金注入,吸引了两家实力强劲的外企SK与美国赛斯的竞争。晶通顾问、江州大学教授于志德和晶通厂的老厂长王贵林,分别被委任领导这次改制的正副手。两个多年的好友在选择购买生产线软件系统时产生了分歧,引发了一系列冲突。
于志德倾心最新的美国赛斯CAM软件(下称CAM),以求减少每条生产线所需的操作人员,提高效率,大换新血,让晶通厂改头换面;王贵林则出于对厂子深厚的感情,坚持选择较保守的美国赛斯AAM软件(下称AAM),因为晶通的大部分工人没有能力操作新软件,只能被淘汰,而AAM能给他们逐渐学习、适应的空间。
尽管这是一部情感剧,有很多艺术加工,但几位专家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国企改制确实时刻面对类似的选择。
对症才能下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
花大价钱购买了软件,却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改制成效。一家国企项目负责人小李向记者讲述了她亲历的尚未结束的试点改制。她介绍说,单位引进了IPD(集成产品开发)、PBC(个人绩效系统)等一系列国际化的生产和管理软件,但是收效甚微,还给中层干部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这些软件的使用,将工作方针从“职能为导向,项目为依托”转变为“项目引导职能”,表面上与市场接轨,却导致所有的责任都压在真正做项目的人身上。
那么晶通究竟应该选择CAM还是AAM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企业购并和国民经济分析专家包明华看好更先进的CAM,认为这是由改制的目的决定的。他解释说,国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制度存在缺陷——平均分配使得干多干少一个样,而且包袱沉重,要把职工的一切全包下来。
除制度问题外,还有效率和市场意识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冯鹏程同样选择CAM。这位曾经的国企人结合多年观察说:“国企是国家机关的延伸,在获取利润之外,还需要维持社会稳定。没有股份制、没有激励机制,员工积极性不高,企业做不大。近年来,虽有发展,却有‘虚胖’之忧——速度快、质量不高、低效、高污染、高能耗、科技含量低、贴牌生产较多。”
市场化成了自然的选择。“国企改制要改制为现代的公司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包明华说,“改制的目的,是使国有企业既具有内在动力,如利润;也具有外在强制力,即市场规律。”
冯鹏程则更进一步,将国企改制看成进一步非公有制化。
在这样的经济逻辑下,“选择之争,是看一步和看五步的区别。两种软件体现了经济学中公平与效率这一永恒的矛盾。”包明华认为,“效率是公平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选择效率,才能在市场中生存,从而增加利润,扩大经营规模,把蛋糕做大,可以使更多人就业;否则,现在能一时保住员工,长远也保不住。”
冯鹏程表示:“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保留下来无法发挥实际力量的员工,对企业的整体工作氛围也有着消极的影响。”
将视线投回现实,小李所在的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问题:部门主义只求保证外部形象,并不在意真正业绩;职责范围的界限很模糊,项目很难推进;行政化严重,流程繁琐;裙带关系严重,曾经有一对夫妻,丈夫5个弟兄和妻子4个姊妹都是同事;中层干部晋升困难。如何根治顽疾、推进市场化,或许是升级软硬环境时首先应该想到的。
妙手也需仁心:公利和私利的取舍
两位主人公对国有资产的态度,成为决定冲突结果的关键因素。电视剧中情节突变,在与外资博弈的过程中,于志德企图以销售合作权换取贿赂,终于锒铛入狱,他的改制策略随之结束。
戏近落幕,两位主人公在监狱的一次长谈更是意味深长,于志德自省晶通是一块肉,自己不断地把肉拿出来,放到阳光下晒一晒,再放回去。在这个拿与放的过程中,手上沾了油,舍不得擦掉,反而还盯着原来那块肉。王贵林则坦言不能忍受这油的肮脏。
剧中销售利益的处理在包明华看来过于夸张了。“7亿元的政府补贴在现实中很罕见。”他笑言,“真正吸引外来资本的在于制度红利,即政府给与国企的优惠政策和特定领域的外在收益。”
但是,冲突的这一出乎意料的发展,仍无法抹去现实忧虑的投影。包明华说:“非公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确实存在。而在国有企业民营化、外资运作过程中,资产转让的环节里,国有资产最易流失,因为净资产估价经常不到国际平均水平的10%。”他以比利时啤酒巨头英博公司收购福建雪津啤酒为例:尽管雪津仅估价6亿元的净资产值相对58.86亿元的收购费,看似大赚,但据他分析,实际上却亏了,因为雪津应值60亿元以上。
电视剧和现实都给国企高管发出了一个警示,在利益诱惑面前,怎么坚守公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