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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希腊政府公布了私人部门参与(PSI)计划的细节,标志着希腊正式步入债务重组程序。由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央行“三驾马车”联合推出的第二轮总额为1300亿欧元的援助机制也因PSI方案的达成而同步启动。从规模上看,这部分救援资金足够维持希腊政府2012、2013两年的债务本息支付。市场终于松了一口气,欧元币值以小幅冲高的态势回应PSI的尘埃落定,持久的希腊债务危机似乎也已拨云见日。
然而,希腊的未来可能并非想象的那么美好。多边国际机构的援助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援助贷款并不会一次性拨付给危机政府,而是在拆分成几个批次后绑定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条件,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设定改革进程的评估标准,进而确定下一笔贷款是否发放。因此,1300亿欧元的援助还只是“三驾马车”对希腊的口头承诺,如若希腊的经济改革未能达到阶段性标准,则1300亿的援助资金恐将无法足额获取。
那么,“三驾马车”设定这些经济改革目标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三驾马车”给希腊开出的改革要求: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进结构性改革、将低效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表面上看,围绕着经济效率方面的改革要求似乎与希腊能否偿还债务并不直接相关,但实质上经济效率问题是导致希腊债务危机的本源,而“三驾马车”正是依据希腊经济的僵化特征制定的改革要求。可以说,“三驾马车”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向希腊的财政“输血”,而是试图通过恢复希腊自身的“造血”功能,使希腊依靠自身能力摆脱危机。唯有如此,希腊失控的债务发展趋势才可能向“可持续”的路径回归,而“三驾马车”对希腊的借款才不会有去无回。
事实上,希腊在获得第一轮援助资金时就承诺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第二轮的结构性改革只是在第一轮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加深。但从过去一年的改革绩效上看,希腊取得的成绩却不尽如人意。
希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速度极为缓慢。作为巴尔干半岛上劳工保护主义运动的旗手,希腊的两大工会组织GSEE和ADEDY分别负责与政府谈判设定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最低薪资标准。两年一次的最低标准谈判在强势的劳工组织推动下不断提高,极高的最低工资壁垒导致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僵化和低效状态,最终形成结构性失业的局面。 2010年,希腊失业率达到12.5%,2011年更达到17%。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也反映在其他劳工制度上,例如在各个行业中设定繁琐的竞争禁止条款,通过政策壁垒限制劳动力向行业内部更有效率的单位转移。针对上述状况,“三驾马车”要求希腊通过改革劳动力市场和社保体制等一系列措施,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使名义工资更有效地反映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进而恢复出劳动力市场活力。然而,从2011年的改革成效上看,最低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与行业内部竞争禁止机制两项重点改革的推进极为缓慢,全国只有十家公司退出集体工资谈判机制。尽管2011年单位劳动力成本同比下降了2.5%,但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收缩使得劳动力名义薪酬水平下降2.25%,就业率下降6%,而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依然严重。
结构性改革并未使外部经济竞争力显著恢复。过去几年来,受外部投资壁垒过多、税收制度繁琐、出口审批流程复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希腊FDI流入量持续走弱、出口价格不断抬升,最终导致国际收支账户逆差扩大,经济体的抗冲击能力显著下降。鉴于此,“三架马车”要求希腊通过结构性改革简化外资投入审批流程、降低出口行政壁垒、放松FDI投资管制政策,以通过恢复出口竞争力和FDI吸引力的方式减少希腊经济的外部脆弱性。尽管在2011年希腊政府不断通过立法方式降低制度壁垒,但在总体上看,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仍不显著,代表外部竞争力的实际有效汇率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率仍维持在10%的高位。在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关于全球183个国家的“经商容易度指数”排名上,希腊仍居于中下游的第100位。
私有化收入不及预期。庞大且低效的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中非但未能给希腊政府带来收益,反而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加重了政府的或有债务负担。为进一步提高希腊企业的经济活力,减轻政府负债规模,“三驾马车”要求希腊通过在公开市场出售国有股权等方式,将相关企业进行私有化重组,并寻求通过相应的私有化进程补充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在2011年中,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不好,上市的国有企业市值平均跌幅达到50%,不利的市场条件使政府变卖OTE电话公司、POAP体育彩票公司以及移动网络经营权仅获得3.9亿欧元的收入,远低于年初17亿欧元的预期值。
希腊改革速度缓慢有着极为不力的影响。过高的工资门槛使得再就业尤为困难,企业也因最低工资标准过高而雇佣意愿下降,国内投资行为趋缓,削弱了税收收入,而在福利制度改革缓慢的情况下,政府仍需加大对失业劳动力的保障性支付。上述两方面影响的叠加,使希腊财政维持在难以调节的结构性财政赤字状态。结构性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经常性支出过高,资本性支出相对不足,政府利用债务资金的经济效益变小。2006至2011年间,希腊公共债务的平均成本约为5.36%,而同期经济平均增长率却为-0.88%左右,政府使用债务资金没有推动经济以高于资金成本的速度增长,公共债务仍运行在“不可持续”的轨道之上。
并且,希腊目前的困境可能远比我们所见的复杂,第二轮改革进程不能忽略了PSI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债务重组到底对希腊意味着什么?政府名义债务的大幅削减是显而易见的结果,但债务重组同时意味着债务问题的皮球从政府再次踢到了银行体系的脚下。希腊银行业持有45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约占政府债务总额的13%。去年四季度希腊即将重组债务的消息使银行体系存款抽逃总额达到150亿欧元,约占存款总额的7.7%。目前希腊银行业唯有依靠希腊央行提供的紧急流动性支持(LEA)和希腊政府提供的600亿政府担保资金维持流动性,而PSI的执行将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进一步向银行施压。当前希腊银行体系的核心资本约为220亿欧元,在PSI扣减率(haircut)为53.5%的条件下,银行体系需注入约300亿欧元的资本金才能维持1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尽管希腊政府期望通过“市场化”途径进行注资,但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希腊银行股权并没有市场吸引力,期盼在短期内通过市场途径达成融资目标并不现实。为了维持资本充足率,银行体系在无法快速实现市场融资的情况下,必然减少向实体经济授信额度,并寻求希腊政府通过希腊金融稳定基金(HFSF)的资本支持,这意味着在1300亿援助资金并不能完全用于未来国债偿还,其中至少有300亿将以补充银行资本的形式消耗掉。
对于目前的希腊来说,在改革方面任何迟延和拖沓均可能使过去取得的成绩功亏一篑。然而,同推动第一轮结构性改革时希腊面临的境况相比,目前推进改革的社会基础更为薄弱。频发的罢工、抗议甚至骚乱表明希腊社会已经不堪改革压力,进一步的财政紧缩和降低工资标准似乎寸步难行。尽管政府仍然承诺竭尽全力推动改革前进,但可用的改革工具却已捉襟见肘。财政紧缩已触及到过去从未涉及的领域,为了缩减福利性支出,希腊政府甚至设定了更为苛刻的残疾人认定标准。在大环境愈发不利的背景下,PSI带来的国内银行体系资本压力将使未来两年内希腊的改革之路更为崎岖坎坷,而对于目前没有市场融资能力、完全依靠援助资金支付到期债务的希腊政府来说,未能达到改革标准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本文摘自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专题报告2012年第1期作者:于国龙陈代娣)
(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