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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飞博士告诉我们,清代安徽建省,除了钱粮赋税以外,还有个标准就是以中举人、进士的数量。数量最多的是安庆与徽州,直到今天,高考成绩仍然以这一带拔全省头筹,合肥总是在三、四的位置,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积淀,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合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出军事家、政治家。而徽州与安庆,地理上长期处于和平地带,则更倾向于耕读传家,科举所出状元及进士的人数、比率,反映的正是传统教育的兴盛。
以晚清最重要的军政力量湘军与淮军来举例。湘军统将的“学历”至少是举人。很多将领都是上马能领军,下马能讲学,是文武全才。相形之下,淮军的传统文化水准较低,有些重要将领如刘铭传起家之时是纯粹的武人。但另一个鲜明的对比,则是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湘军较淮军的步伐滞后,其作战方式传统,充满卫道色彩。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领导群,这帮“土包子”,在民族危难面前,作为国防力量,率先引进西方的洋枪洋泡,任用西方教练,翻译兵书,开矿山,办铁路,学习先进科技……趋新,务实,以经邦济世为目的,而不是拘泥于传统文化的守旧。
淮军主要将领,都有自己的文化人幕僚,李鸿章的幕僚更是包揽财经、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人才,既收纳新学,又包容旧学,既有桐城派旧文人,又有金发碧眼的洋教授。尤其中国南方科举发达的地区,众多从传统教育中涌现的人才,都在这种新旧交流的良好气氛中为淮系所用,也给他们自身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如唐廷枢、盛宣怀等人,都在历史舞台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听至此,记者忍不住感慨良深:这种重视人才、开明务实、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股从全方位对中国社会起推动作用的文化力量,难道不远胜于一时一地,出多少个进士、多少个状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