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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三楼有个印谱联展,名为“朱痕积翠”。我去展厅参观了一个小时,不知道是曲高和寡还是下雨天滴滴答答,总之这一个小时内进来的观众没有超过五个。
比起上海历届“双年展”的热闹,我们的老祖宗就真那么不招待见吗?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些赶去参加“当代艺术”盛宴的人们并不见得就能在那些五光十色的装置实验艺术面前看出比印谱更多的花头精来。
当代人的视觉免疫已经相当强大,好莱坞的巨屏3D视觉震撼都不足以满足感官刺激,这时让他们忽然埋头拿起放大镜来识别一个微小方寸间的陌生符号,的确有点强人所难。然而,再静下心来看一会,就算完全不认识红色框框里的字是什么,也无法想像它是怎么被制作出来,更不理解它周围的文字意义,这都没有关系,体会并认识微观世界,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美学感知的过程。
印章作为微观世界里的小小个例,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既被视觉化的小型世界,又是被操控的小型世界。它像是加了密码的一扇门,隔绝掉纷扰的外部世界,给我们瞬时的宁静。
印始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宋元之前的古代印章作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法律凭证,由工匠制作,在以实用为目的的制作中,伴生出篆刻之美;而在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的收藏鉴赏活动发达起来,印章变成文人艺术生活中的高雅消遣;随后则成为一门由文人自觉的主体创作意识的艺术,书画家们把自己的名款印章用于书画作品上。从实用印章到篆刻艺术,印章在悄然进行着它的功能转换,篆刻被不断注入人文含义。而印谱就是记载这个过程最真实的载体。
印谱简单概括就是集中编辑了各类钤印于一册的书本形式。明代印谱是非常珍贵难得的,因为从明始,集辑印谱才蔚然成风。就好比如果唐宋没有绘画传世下来,那么现在的元明绘画就变成了顶级国宝。
此次展览由西泠印社、国家图书馆和浙博联合办展,而西泠印社挑了大头,几乎全部的明代印谱都由他们提供,所以可称之难得的顶级。更何况他们拿出了明代印谱里最早最好的一件《顾氏集古印谱》,隆庆六年成书,它是以秦汉原印钤拓,奠定了一个“集古印谱”的制作方式和基本体例,成为后世效仿的经典;比如后面万历三年王常辑《集古印谱》,顾氏芸阁刻印本,是顾从徳委托王常辑钤,由木刻翻模成谱;再如万历二十四年甘暘著《集古印正》,就因尝叹顾从徳《集古印谱》木刻本摹刻失真,神理不存,所以隐居南京鸡笼山,用七年时间摹刻古印一千七百余方;到了清代乾嘉时期,王岂孙还以万历版为底本翻刻《集古印谱》,但雕版和印刷方面都不及万历版。这就如同一本书出了第一版后,卖得畅销,就会再版,但对于喜欢淘书的人来说,无论从封面设计,内容完整性,纸张字体,到心理上的一些因素都还是会去寻找第一版,甚至不惜花比原价更高的钱。
摹古是寄托了对古代的追忆,人类对乱世的绝望或者厌恶近世的时弊,从而引发怀旧的情绪。除了摹刻古印,另一类怀古的方式体现在印谱中,就比如崇祯元年余采之著的《石鼓斋印鼎》摹刻本,里面有秦铁劵、汉虎符及各式印钮;还有诗句印的,像康熙二十七年刘弘通的《稽古堂印略》;同治七年张澄集篆,陈彰五书,伏景春镌石的《劝善印谱》,里面刻有《治家格言》儒家经典文句;也有乾隆四十八年的《松园印谱》,贾永刻并辑,内容为民间流传的文赋等短文,包括《朱子治家格言》、《百美诗》、《天保九如》、《程夫子四箴》、《赏心十六事》、《读书十八则》、《摘句集锦》附释文,注用篆出典及刀法。
此外,同治六年丁丙编的《西泠八家印选》和嘉庆道光年间的何元锡、何澍编的《西泠四家印谱》也是不得不提的。
至于万历四十五年的《承清馆印谱》是张灏首开印谱史上汇辑诸家印人印作成谱的先河和完整体,他还是第一个致力于流派印章收藏的藏家。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魏稼孙的《吴让之印存》,这些平时只能在影印书籍中看到的印谱此次都能一睹真容。
若要有兴趣去仔细考证拓边款和书序、后跋,那将更有意思,仿佛一幅历史画卷缓缓打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跃然纸上,把他们串起来即能加深观者对每个历史人物的印象,还能理清人物关系,考证印谱的流传有序,更能欣赏到他们每个人不同的书法魅力。
这次浙江省博物馆提供的印谱大多为黄宾虹所藏。对的,就是站在西湖边那个常被游客唤作“黄飞鸿”,胡子被摸得锃亮的寂寞老头。当众人纷纷拿出“爱疯”与他合影却不知他为何人时,传统文化正在流失。若要解读某种艺术符号的密码,稀缺的是人文情怀,而这个情怀的世俗表现,就是当你爬上西泠印社的山顶,不只是远眺西湖打牌野餐,而能充满敬畏谦卑地看望一下坐着的吴昌硕,站着的邓石如,住着拐杖隐在竹林里的丁敬,因为他们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展柜里的印谱上。
此时,恐怕你就会一趟趟地来到博物馆,去发现展览的价值和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