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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1970年,贾樟柯出生在山西汾阳。本来打算学美术的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电影《黄土地》,便立志要当导演。从1991到1993年,他考了三年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1995年,他的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就获得了香港映像节的大奖。这为贾樟柯提供了一个机会,开始拍他的成名作《小武》。《小武》在柏林电影节取得了传奇般的成功,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在这部影片中,贾樟柯独特的影像风格得以建立,而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则在今后的十多年得以延续。
2000年,他的第二部长片《站台》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并获最佳亚洲电影奖。这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导演第一次入围三大电影节的正式竞赛单元并获奖。2006年,在拍摄以三峡民工为关注点的纪录片《东》时,他决定套拍故事片《三峡好人》,结果该片一举拿下威尼斯金狮大奖。2010年,第63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将本届终身成就奖授予贾樟柯,他也成为获得此奖项最年轻的电影人。
如此之多的国际声誉使贾樟柯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而他同样给中国电影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影像财富。他的电影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个人情感,而是真实记录着古老中国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被时代洪流裹挟着的普通人的命运纠葛。和那些刀光剑影、虚无缥缈的中国式大片相比,贾樟柯的电影被打上了深深的现实烙印,显得尤为珍贵。
对话
记者:你的新片《在清朝》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贾樟柯:开机时间可能是明年2月。这部片子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剧本的写作和历史资料的收集方面,因为晚清不是太远的朝代,留下的视觉参考特别多,很多传教士拍的照片、欧洲画家的写实绘画都留下了,提供了那个时候人的样子、生活的细节、服装,都有迹可循。我们做剧本的阶段就读史料,每个细节都做到考据学层面的精确,之后又经过一个很长的美术设计阶段,争取做到天衣无缝。这个过程下的功夫大,不过也是一种乐趣,填补了我们知识上的很多空白。
记者:你选择拍这样一部商业片是不是想自我挑战一下?
贾樟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挑战,实际上它是另外一部分的电影想象。我自己之前的作品都是当下中国的呈现,因为拍这些电影时我身处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所以我的注意力放在人的现实处境方面。实际上我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和现实有关联但又不一样的,比如我对古代非常感兴趣,对武侠、黑帮等类型很感兴趣。我拍了十几年现实之后,最近就想拍古代,这可能也是跟现在的科技手段、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剧烈改变有关系。我常开玩笑说,我之所以对古代感兴趣,是因为我十岁之前基本生活在古代,因为在县城里面,走在街上,到处都是明清建筑,特别是那时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小孩只能步行,晚上也没有娱乐,整个感觉和我想象的古代很像,我觉得我早期的生活里有一部分和古代是重叠的,特别感兴趣把这部分表现出来。
记者:我们通常认为文艺片是不赚钱的,但你的片子好像不但不赔本,还有很多商业合作,这是怎么做到的?
贾樟柯:市场是多元的。我们现在谈论比较多的是本土市场和院线市场,我的电影在这个市场里能获得的回报非常少,但是它具有的艺术价值使全世界各地的市场都有兴趣来引进。所以从第一部影片《小武》到上一部《海上传奇》,每一部平均都是超过十多个国家的销售,这是一个全球市场的概念。同时,这类型影片自身生命力比较强,所以会是一个长期的销售,比如国外的电视台每到合约期满都会来续约,《小武》在巴黎的影院还在放映。
很多人都问我,商业合作会不会影响创作的独立性?其实很多合作都是在创作结束以后,特别是入围三大电影节之后开始的,基本上影片完成之前创作都是独立的。
记者:对新导演有什么建议?
贾樟柯:这几年我做监制,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问清楚导演,他究竟想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现在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有人想在艺术上有很独特的表现,但是在市场里不一定有很好的反应;有的人希望拍一个大众电影。这两种方向我都支持,希望导演能想明白,自己究竟想拍哪一种,然后就很纯粹地去做,要能接受你的选择带来的结果。实际上两者非常难兼顾,所谓兼顾往往都是机缘巧合。
我有一个观点,不管拍什么类型的影片,都跟个人的情感有关。哪怕是拍商业电影,里面也应该有自己想表达的真挚情感。对我来说,可能会去逐渐尝试各种类型的电影,所以我也会告诉自己,做事情要纯粹一些。
记者:对于中国电影你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贾樟柯:最关注的还是电影自身品质的问题。中国电影在商业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创作上的雄心在下滑,电影这种媒介的创造性在下降,同时也包括制作质量上的,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创新是最重要的动力。特别是很多在艺术创作上显得非常保守的影片,恰恰能获得好的商业回报,而那些有所创新的却得不到回报,这造成了潜藏的一种惰性,这种保守的趋势是令人忧心的。
记者:面对好莱坞的大举进攻,本土电影应该如何应对?
贾樟柯:我觉得还在于自身创造力的提升,能不能生产出有创造力的商业影片是核心。好莱坞电影的进入是必然趋势,本土电影在强势文化面前的弱势是一个现实,只能迎接这个挑战,不能用限制国外电影的方法或者所谓保护国产电影的方法去应对,最好的保护就是松绑和开放。其中一点就是创作自由的公平,进入中国的好莱坞电影类型非常多元,它所触及的人性的复杂性也非常多元,社会矛盾可以揭示得非常深,性和暴力的尺度也非常宽,中国导演在这方面所受到的约束,特别是类型上的约束很多。
记者:现在中外合拍很热,有人觉得这是老外来中国捞金,你怎么看?
贾樟柯:中国市场潜力大,全世界资本和电影公司都感兴趣,但是实际上观望的多,真正合作的还不多。任何一个市场开放之后,电影江湖一定是鱼龙混杂的,但是这个行业需要交流,未来好莱坞、欧洲的团队都会逐渐融合进来,对提升电影工业的水平还是有好处的。
记者:和你拍《小武》时相比,你觉得中国电影的环境有变化吗?
贾樟柯:没有质的改变,随意性仍然存在。现在钱当然是越来越多,但总的来说变化不算大。某种程度上,观众接受的电影类型没有更广,我个人觉得是收窄了。过去我们除了娱乐的要求,还把电影视为比较严肃的文化活动,现在观众的需求和理解非常单一,就是娱乐。
本报记者李俐
手记
完成这次采访之时贾樟柯不在北京,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交流。电话那头的他正在重庆探班,由他监制的《陌生》正在重庆白沙镇拍摄。除了监督拍摄情况,他还借此机会来了趟故地重游,骑着摩托车沿着三峡从重庆一路骑到了宜昌,见到了许多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摩托车、县城、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这些都是贾樟柯电影给我们留下的最初印象,那时的贾樟柯还是20多岁的愤青,作品里充斥着青春期的苦闷和焦虑。如今,贾樟柯已经不再是毛头小伙子,而是年过四十、获奖无数的著名导演。无论是在高谈阔论的电影论坛上,还是西装革履的商业活动上,他都表现得恰到好处,有态度但不张扬,有个性但亲切随和。
他是成功的艺术家,也是成功的商人,恐怕中国的电影界还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把艺术和商业的互动玩得如此得心应手。如此看来,他的第一部商业大片《在清朝》虽然令人生疑,却也格外令人期待。
写给未来
希望未来,我们的社会能够容纳异己,容忍异端,我们能够聆听反对的声音,理解和尊重个人的自由,并乐于去了解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
——贾樟柯
补白
赵涛与贾樟柯同为山西人,她是贾樟柯电影的“御用女主演”,也是他的妻子。对于丈夫她是这样评价的——
“我从2000年拍《站台》开始和贾樟柯合作,作为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合作者,贾樟柯一直是我们创作团队的精神核心,在我看来也是中国电影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不论是拍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长片或是短片,他都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于苛刻的严要求,在创作中会不断地自我推翻。他比较早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但他还像个刚出道的文艺青年,他懂得如何保持自由、自在。
作为他的妻子,我觉得他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他到哪里都会有一群朋友,这些年也有很多和别人的观点交锋。有一次他跟我说,当整个社会偏左的时候,他会站在右的角度去反思。当整个社会偏右的时候,他会站在左的角度去反思。所以有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矛盾的贾樟柯。但对我而言不矛盾,他是站在反思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当他发现问题时,他会直率地提出来。这些年我发现他没有个人恩怨,都是就事论事。” J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