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为何物,沧海一粟。 半世迷茫,身安何处。 应顺自然,一念不驻。 随风去来,都是归路。
从本意上说,启蒙是指在儿童时期,由于不具备验证科学知识的能力,只能简单记忆,只有忽略证明过程施以教育,这种教育方法叫启蒙。以后,引申到社会学领域,即一个社会需要通识建设,并以此作为共同前行的基础。
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视启蒙的,但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却在新的启蒙中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与争执,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的启蒙传统专注于“公平”,而现代启蒙更强调“自由”,如何摆正这两者的关系,始终未能形成共识。
中国出现过两次大的启蒙高潮,然而,两次启蒙均维持了不足10年,便在分裂与争吵中走向碎片化。而失去了启蒙的指引,必然令方向产生模糊。在今天,启蒙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话题。
为此,本报特编辑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法国哲学院共同举办的“中法哲学家对话”第二场对话——“何为启蒙”,嘉宾分别是来自法国哲学院的瑟鲁阿·陆斯特·布尔比那女士(以下简称为布尔比那)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濂副教授,希望能更丰富读者们思考。
不同的启蒙传统
布尔比那:法国启蒙运动继承了两个思潮:第一,理性;第二,自然权利。一方面,他们将自由视为理性的一种表达,在政治层面上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自由带来的后果就是源自人性的自然权利。我这里引用卢梭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就意味着人在政治上的自由,以及在精神上的理性,两者相互关联。我们不能破坏这两者。不管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影响人的这两个基本的特性。
周濂:在我看来,在中国启蒙道路上最大激发人们想象力,同时最深刻地改变中国现实启蒙价值的不是自由,不是理性,不是人权,不是法制,也不是个人尊严,而是“平等”这个概念。“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开端,德先生、赛先生曾被广为传颂,但救亡很快压倒启蒙,1919年之后不久,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被腰斩了。
片面追求平等的代价
周濂:片面追求平等,导致阶级斗争话语的盛行,革命话语、人民民主话语,这些理念取代了自由,取代了民主,取代了理性,成为中国近百年来一个主流的政治趋向或者说价值诉求。通过革命,极大地激发起底层民众,彻底地颠覆了旧有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平等之名,进一步摧挎了或者颠覆了残存的中间社会力量,甚至残损的礼俗秩序,乃至人心的秩序。今天,我们的社会心态有一种戾气,比方说仇富、仇官心理,社会怨恨心理,其实背后依然是对平等价值的强烈诉求,在理念上要追求这些价值,但是在现实当中又发现很难实现这个价值。
这个学期我给研究生上一门当代政治哲学的课,我列举了八个政治价值,请他们进行选择,认为哪一个价值最重要,我特别惊讶的一点,选择平等的同学非常少,但是当我们讨论平等价值的时候,争议是最激烈的。
在今天,的确有不少人认为启蒙死了,我还是认可哈贝马斯的说法,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像康德一样,在1874年写的一篇文章《什么是启蒙》,我们今天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基于过去100年的传统或者历史,首当其冲的问题重新去思考平等这个价值,给平等最后一个机会。
平等与自由不可分
布尔比那:你给了我一些启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国当时语境里面,我们怎样去理解自由?是自由给我们带来了权利的平等。
周濂:对于机会的平等,其实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还有一种是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市场经济承诺的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比如有一个职位,所有人都有机会应聘,但是不是真正达成平等了呢?在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看来,没有,它只是允诺了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来应聘,但并没有保证你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因为不保障你去发展具备应聘的这种能力和潜能。
美国革命时,他们有一个非常核心价值的诉求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而这个自由,他其实落实在对私有财产权的尊重之上。美国人当年为什么会和英国殖民者发生对抗,最主要原因,是他们反对英国人对他们征税。实际上征税问题背后隐含着核心价值诉求,就是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在他们看来保障私有财产权,就是保障个体自有性,就是保障个体自由。
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公共事务
布尔比那:在法国,伏尔泰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参与了很多公共事务的讨论,也维护了很多人的利益,中国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介绍一下?
周濂:中国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传统很悠久,但在过去一年多迅速被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之为“公知”。“公知”这个词有很强的负面色彩,而且它特指具有自由色彩的,批评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有倾向的,并不被称之为“公知”。当前中国知识界或者说舆论界,彼此之间鸡同鸭讲,体现出启蒙运动被腰斩之后的后果,我们没有肯定理性,我们没有肯定人的尊严,所以我们在日常对话公共辩论当中,缺乏理性沟通的能力和欲望。往往所有的讨论都会陷入到一种意识形态之争,乃至于泼妇骂街的境地。
不要期待一劳永逸的改变
周濂:我写《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试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今天,许多犬儒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他们存在思想上的误区,认为不能一劳永逸改变,就意味着我无法改变它。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总想一劳永逸,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一劳永逸的,你背英语单词,你考大学,你都要付出无比艰辛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是落实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学英语都如此困难,改变现实可想而知。我总是在想,如果我们无法一劳永逸改变,那至少我们可以从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开始。我不知道改变在何时发生,也无法决定未来,但是我必须要随时随地为那个可能到来的改变做准备。
那么,改变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动力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每个人只能靠自己。就好像你装睡的时候遇到梦魇一样,你分明意识到梦魇的痛苦,你觉得重物压在身上,你想翻身,你又喊不出口,这个状态忍无可忍,没有外力帮助你,你无法呼救。我个人的成功经验:只有通过个人意志力,强力改变。我动了一下胳膊,或者翻了一下身,从梦魇当中醒过来。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醒来。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让装睡的人醒来,可以骂他,敲他,他真正醒来的方式是他自己决定的。
信仰的力量
周濂:在今天,产生无力感和焦虑感,实际上是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状态。焦虑是因为没有方向,无力是因为无法改变自我和外部的世界。所有的这些症状的确有可能是跟我们缺乏信仰有关系,但是我始终觉得信仰只是解决方案之一,我个人觉得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已经被彻底地成为了一个原子化的存在者。当你孤零零地去面对一个庞大的、不受约束的、令人恐惧的机器时,就会觉得自己无从改变,无力改变。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可能去投入到利益团体、信仰团体中,让原子化的存在者变得自足并且强大。这样你才有可能在像沙漠化、沙子化、原子化的个人和整体之间建立起中层的社会结构。如果有一天,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组织关心我们,我们也能在大大小小不同组织当中去汲取我们的信仰和力量,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迎来真正健康的,理性的,有信念的一个未来。
布尔比那: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另外一点很重要,但是你没有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陈辉/整理
瑟鲁阿·陆斯特·布尔比那
女,国际哲学公学院研究计划负责人、巴黎第七大学副研究员。主要著作《巴黎的大工程》、《卡夫卡的猴子和其他殖民问题的论述》、《阿拉伯人会讲话吗?》等。
周濂
男,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副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