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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说,当时针对这部作品,批判会开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不力,就拿到“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后批判。没想到,在放映时,纺织厂的女工已经哭成一片,她们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的理论对峙,就在这一片哭声中见出了分晓。
但是,在谢晋看来,这样的作品还不成熟。让纺织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间戏曲也能做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大的事。文革的炼狱,使他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机会。文革以后的他,不再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成熟”在六十岁,确实是晚了一点。但是,到了六十岁还有勇气“成熟”,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凸现。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仅早过谢晋,而且几乎没有不成熟的阶段。这也可能吧,但全国民众都未曾看到。谢晋是永远让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与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后一起成熟。
这让我想起云南丽江雪山上的一种桃子,由于气温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别长,因此收获时的果实也特别大,大到让人欢呼。
“成熟”后的谢晋让全国观众眼睛一亮。他成了万人瞩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着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众的描写,然后思考着如何用镜头震撼全民族的心灵。没有他,那些文学描写只在一角流传;有了他,一座座通向亿万观众的桥梁搭了起来。
于是,由于他,整个民族进入了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就像罗丹雕塑《青铜时代》传达的那种象征气氛。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就在这时,他礼贤下士,竟然破例聘请了一个艺术顾问,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我。他与我的父亲同龄,我又与他的女儿同龄。这种辈分错乱的礼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时节,连萧伯纳的嫡传弟子黄佐临先生也在与我们一起玩布莱希特、贫困戏剧、环境戏剧,他应该是我祖父一辈。而我的学生们,也已成果累累。上世纪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实在让人难以忘怀。而在这“四世同堂”的热闹中,成果最为显赫的,还是谢晋。他让上海,维持了一段为时不短的文化骄傲。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谢晋最大的成果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曲折逻辑。不管是幼稚、青涩、豪情,还是深思、严峻、浩叹,他全都经历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边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条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他是一脉彩色的光缆,为很多并不彩色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审美可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