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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
《壶口观瀑》
10月25日开幕的“关山月诞辰100周年艺术展”,运用触摸屏等高科技手段展示关老代表作,给观众带来全新体验。
1973年10月,关山月在北京创作《俏不争春》。
关老和他的夫人李秋璜。
南方日报记者李培见习记者杨逸
关山月,这个在画坛如雷贯耳的名字,似乎总在提醒人们——岭南画派曾有一个不可复制的顶峰时代。10月25日,关山月百年诞辰之际,“山月丹青——纪念关山月诞辰100周年艺术展”在关山月生前常年工作和生活的广州美术学院内开幕。作为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重点课题,190件关山月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辅以相关的手稿书信、书刊、剪报、相片等文献,完整勾勒了这位艺术大师的艺术人生。展览还运用触摸屏等高科技手段,展示《山村跃进图》等关老代表作,同时复制关老的书房,将其设计成一个体验中心,让观众可以更全面、直观地了解关老其人其作。
著名画家林丰俗曾师从关山月,展览现场,他发出喟叹:“以前和关老离得很近,缺乏时间和空间距离,如今再来看他的作品,越觉得高大、越觉得宏伟,以后恐怕再难有这样高度的大师再生……”
万里关山月长明。关山月对近现代广东美术界的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的。他与黎雄才并称“关、黎”,共同代表了岭南画派的鼎盛时期;“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系数当下广东画坛,近半知名画家师出关、黎门下。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种艺术“高度”?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关山月的学生及艺术评论家,共同探寻这个“高度”背后的历史原因。
艺术高度
积健为雄,纵横写江山
坚持用画笔刻画人世
蓬勃的生气、向上的精神、雄浑的气息,这是关山月的艺术创作中“永恒”的精神。
“关山月是一位敏于感受社会政治风云,又能及时通过艺术的方式作出积极反应,并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有着重要地位的中国画家。他不仅占得风气之嫌,而且终身坚持不懈。”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说。
关山月师从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剑父,艺术思想深受其影响。在20世纪变革中国画的潮流中,关山月秉承了“二高一陈”的艺术主张,并使之发扬光大,与黎雄才等人一起,让岭南画派最终享誉全国,与京津、江浙画派并立为画坛三足。
让关山月声名鹊起的,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他与傅抱石合作的巨幅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作由周恩来点题,毛泽东亲自题写画题,悬挂于人民大会堂上。这幅山水巨制,一扫中国近百年积弱、山河破碎的痛史,展现了20世纪中国新型文人迥殊前人的山水情怀,一直被奉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
“一直以来,关老创作中的思想性非常强,而我认为,其中最为深刻的是他与人民大众的血脉深情。解放前,他关注民生的困苦,以画笔描绘了底层人的苦难;抗日战争,他逃往澳门,始终锲而不舍地用艺术记录民族的苦难。”林丰俗认为,从一开始,关老就与书斋式的创作保持距离,他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他一直坚持用画笔刻画人世,关怀民间。
关山月曾说:“不动我便没有画,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没有画。”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关山月选择的艺术道路也是一条变革之路。与许多遁世型艺术家不同,关山月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展示出前辈艺术家所少有的宽阔胸襟和卓识眼界。关山月生前一天要读几份报纸,他的创作可以说紧跟时代步伐。
1973年,关山月得以在文革中喘息,创作了又一幅代表作品《绿色长城》,画面中整片的防风林如大海般澎湃。关老学生王玉珏回忆说,为了画好这种树——木麻黄,关老花了很长时间去写生,每天都去研究这种树怎么画。
“关老从来不是用一种画法画这画那,每每看到新的事物,他都要亲自去体验、去琢磨。《绿色长城》的技法和内容与时代相吻合,他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探索与古人不同的技法。”王玉珏说。
似乎也正因为这样,很难用某一风格来界定关山月。与许多艺术大家不同的是,他的艺术技法不偏“熟辣”,而偏生涩。“因为他总是勇于否定自己,勇于叩问自己,他把自己定位一个求索者,一个学生的位置,他的画似乎从未一刻停止过变化。”著名评论家李伟铭说。
艺术热情燃烧到生命尽头
关山月的不少作品都带有时代痕迹。比如1958年,关山月根据鄂北山区社会主义建设所见、所感创作的《山村跃进图》等一批经典作品。而时过境迁,作品中的艺术性会因这些时代印记而折损吗?林丰俗认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自由的,他可以关注艺术和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而关老恰恰是用他阳刚向上的笔触,带出喷薄的力量,直面社会,其中凝结了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关山月晚年钟爱的一枚印章是“积健为雄”,他勃发雄健的艺术热情一直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追随高剑父“新宋元画”主张,关山月在变革中国画的实践中闯出新路:山水画一反陈陈相因的旧态,即反映生活,反映现实,又跟随时代发展。
著名画家、关老学生梁世雄向南方日报记者回忆了一次与恩师对谈的经历:“在谈到山水画创作时,他跟我们强调,画家要以诗人的感情对待生活,做到‘山川脱胎于我,我脱胎于山川,神遇而迹化,物我交融’的境地,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法度随时变,江山教我图。”关老有个“祖国大地组画”的创作宏愿,在那个万物更新的年代,他豪情万丈,希望将祖国山川风物一一描绘下来。越到晚年,他创作的激情越高,许多重量级的作品也源源不断问世。虽已过耄耋之年,80多岁高龄的关山月仍不辞劳苦赴各地采风,往黄河壶口观瀑、西沙群岛游览万里海疆,畅游秦岭、武夷,深入香格里拉、虎跳峡谷底写生,就在辞世前不久,还攀上泰山之巅。
关老有一句诗:“甘苦砚边数十年,赢来难得晚晴天。”一生经历抗战、内战、文革等动乱年代的他艺术创作从未枯竭、萎顿,如同他笔下为人熟知、那傲立寒霜的梅花,晚年的他还是留下了《巨龙卧海疆》、《黄陵古柏》、《壶口观瀑》等经典作品。
2000年,就在他去世前不久,88岁高龄的关山月还满怀着迎来新世纪的激动之情,创作了《梅花俏笑报春开》,画面中澎湃的生命激情升腾而出,似乎永无休止。
教育高度
海纳百川,不拘一派请名师
不以岭南画派一派为尊
“关老是广州美术的带头人,也是开拓者,他和黎老把岭南画派带向全国,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创造了一个众星灿烂的艺术时代。”著名画家卢延光说。
提及关山月所开创的艺术高峰,不能不提到他对美术教育的贡献。此次百年诞辰,一个专门聚焦他教学创作成就的研究展在岭南画派纪念馆内举行,许多不为人熟知的细节得以披露。
“关山月对新中国美术教育尤其是岭南地区美术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为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他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把中国画传统师承教育成功过度到学院教育,前无古人。”岭南画派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李劲堃认为,正是因为当年关山月与黎雄才、杨之光等所引导的美术教育学的方案,使广州美术学院迅速在一段时间迅速成为与中央美院、浙江美院齐名的中国画培养重镇,培养出陈金章、梁世雄、林丰俗、王玉珏等一批著名画家,深刻影响广东画坛。
上世纪50年代初,在高等美术学府中,由于对待民族绘画传统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不仅没有开设国画系,甚至连中国画的课程都不开设,只安排几节“白描”、“彩墨”课程。而此时,关山月与潘天寿等一起提出,必须开设国画系大力抢救优秀的民族绘画遗产,中国画系就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创办起来。
李劲堃回忆说,得益于关、黎等人的影响,广州美院沿袭“新国画”形式,上溯宋元绘画传统,形成了广东美术界面向生活、注重人文现实关怀的创作传统。相比之下,京津与江浙两地的国画教育则更接近明清文人画传统。
在后人的回忆中,关山月不仅担任美术界领导职务,一直坚持亲自给学生们上基础课。他还经常与师生门一起下厂、下乡、深入生活。梁世雄回忆说,关老曾和师生们一起到湛江堵海工地,就与民工们一起劳动,推车运土填海,辅导学生毕业创作,创作了《向海洋宣战》等巨幅国画,为探索中国画表现时代精神作出榜样。
让许多人佩服的一点是,关山月执掌的广州美院国画系“大门敞开”,他很少向学生强调岭南画派一派的东西,而主张兼收并蓄。他把与岭南画派艺术观点相左的广东国画研究会代表人卢振寰、卢子枢请来美术学院任教,并且一聘来就是副教授待遇,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为了增强学生们的传统笔墨功底,他还把中山大学的商承祚以及书法家麦华三等人都请来美院任教。
“跟随关老几十年,从未从他口中听过任何画派、任何画家有何不好,他总是虚心向别人学习。”梁世雄回忆说,那几年,得益于关老的广泛人脉,请到广州美院教书的名家遍布各派各地,有潘天寿、陆俨少、叶浅予、李苦禅、谢稚柳、程十发、黄胄、石鲁等人。
有一次,关老请来潘天寿给美院学生上课,他一边主持一边请潘老现场给学生们示范国画应该如何落款、如何盖章。“当时关山月和潘天寿都是全国有名的大家,但当着一众学生,关老如此谦虚地请潘老讲解,足见他心胸之宽阔。”梁世雄说,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关老,就是“文人相重”。
作品全部捐赠国家
随着本次展览,大量文献浮出水面,让关山月的整套教育体系开始受到关注。关山月生前撰写了大量研究国画教学的文章,值得后人不断总结和提炼。他曾经专门写文章《橡皮的功过》,在引入西方技巧的同时,他强调要坚持用中国画的笔墨书写美感,坚守毛笔——这种具有民族感的书写方式。此外,他还根据中国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的不同,提倡“四写”——摹写、写生、速写、默写的基本训练方法。
1983年,关山月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总结自己在中国画理论教学的体会。他指出,中国画要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两个“用”字上好好实践。他还说:“洋画的技法理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一类的科学知识,正是中国画所短缺的,非借鉴过来不可。但我认为,借鉴不等于机械地搬用,中国画的长处是因为他讲求艺术科学,这往往是不受自然科学制约的。”
晚年,关山月与黎雄才二老合力,先后促成了岭南画派纪念馆、高剑父纪念馆、陈树人纪念馆、十香园四大展馆的建成。在纪念馆建设资金筹措困难时,关山月曾多次捐出自己的画作。有一位企业家一次性捐出了100万元,关山月就割爱把自己的梅花代表作“春、夏、秋、冬”共四幅回赠给企业家作为答谢。
在对待自己的作品上,一代大师关山月,同样展示出常人所没有的远见。当时追逐他作品的人非常多,价格也不菲。但对比金钱和物质,他更看重的是作品未来的社会价值。他为自己钟爱的作品选择了更有意义的归宿——全部捐赠给国家,分别捐赠给了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广州艺博院等地。而他特意选择了深圳,其实也经过了深思熟虑,他认为,在这个中西文化碰撞的窗口,自己的作品可能会发挥更广泛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