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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书文
2010年春节前夕,一位老先生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他是陕西武备学堂学生杨彦桢先生之孙杨惕,从多年前的报纸上得知我们征集到了其祖父的试卷《祭遵为征虏大将军取士皆用儒术论》,他说没有想到百年前的物件还能找见,希望帮助复制一张给他留作纪念。杨惕先生一再表示,试卷对他们家族来说“了却了一桩心愿,得以目睹祖父规整的遗墨,让我们透过寥落的岁月与祖父心神相通”。听完老人的话,我也很吃惊。真没想到居然能找到百年前物件主人的后人。
说起这张试卷,不能不说是缘分。2005年秋的一天,一位朋友给我看他的书籍,无意中从纸袋里带出了一个用塑料包裹着的东西,透过塑料纸可以看见发黄的页片。职业的敏感让我很好奇,征得对方同意后,我打开发现是两张试卷——《祭遵为征虏大将军取士皆用儒术论》《拟罢科举以重学堂议》,这两张试卷均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文辞优美,引发了我的兴趣。在杨彦桢试卷《祭遵为征虏大将军取士皆用儒术论》封面右上首用毛笔书有“特拾肆”,居中位置标有“奖三百文”,左边批“赵处精悍后逊”,试卷盖有篆字“陕西武备学堂关防”。说完正事,我顺带提起将这两张试卷留下来让我仔细看看,他答应了我(后来,我与其商谈将两份试卷征集进了西安市档案馆,这是后话)。
当时,因为掌握的资料有限,说不清试卷主人杨彦桢的情况,以及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和心境下做了这份试卷,对于试卷的解读也只是常理的推测。而这次杨彦桢先生后人的出现,对进一步研究试卷肯定有很大的帮助,我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
从杨先生后人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试卷主人的身世。杨彦桢,又名杨萌堂,长安县西四府村人。光绪八年前后出生,幼年熟读四书五经,考取了秀才。考进士时因迟到误考,后报考了陕西武备学堂。毕业后在满清陕西新军管带张凤翙手下任职,曾参加西安的辛亥革命,奉命率兵攻打枪械库夺取弹药,后又参加了对西安满城的进攻。1914年后,陆建章督陕,官场动荡、官员更迭,杨彦桢先生避祸离陕,1916年才悄然回乡,曾一度携家眷移居西柳巷教书。1925年11月因肺病去世。杨彦桢先生的《祭遵为征虏大将军取士皆用儒术论》一文提到的祭遵是东汉颍川颍阳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少好经书,后为武将,笃好儒学。他选人用人全用儒术,曾建议朝廷设置五经大夫。祭遵一生简朴清廉、奉公执法、为人耿直,深受光武帝刘秀器重,以及后人的称道。
从试卷《祭遵为征虏大将军取士皆用儒术论》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杨彦桢希望能遇见象祭遵一样的知儒将、用儒将的伯乐来实现自己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抱负,但现实却是当时正值清没落、新政局动荡、新旧思想冲撞的时期。他一度曾被有儒将之风的张凤翙启用,参加了西安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活动,后又受排挤,不得不避难离开政治派别争斗的漩涡。试卷批语“赵处精悍后逊”既盛赞了还是学生的杨彦桢建功立业的志向,也发觉了将希望寄予祭遵的横空出世、而没有很好应对复杂情况的欠缺和不足。杨彦桢先生的一生其实也恰恰应和了当年试卷的批语“后逊”——因为无法应对复杂的政治状况,他最终选择了教书育人的另一条人生之路。
《祭遵为征虏大将军取士皆用儒术论》和《拟罢科举以重学堂议》是两份难得的历史文献。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和一些相关资料,陕西武备学堂在陕西近代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大致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陕西巡抚魏光焘奏请设立武备学堂,9月开设抚标随营武备学堂,招收本省的武举、武生、武童入堂,学习枪炮军事知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陕西巡抚允升奏请清廷将武备学堂与随营学堂合并,统名为陕西武备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西武备学堂更名为陕西陆军小学堂。试卷《祭遵为征虏大将军取士皆用儒术论》恰恰是介于1902年与1906年之间,科举废除前后,算来至今已逾百年;另外,这两份试卷是当前发现的唯一两件陕西武备学堂的实物档案,它的发现填补了陕西武备学堂在史料上的空白,对进一步研究陕西武备学堂乃至陕西教育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并且,其见证了封建科举废除、新学堂兴立这一特殊历史,所以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