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阿巴西拍摄的“地铁死亡照”。
党建军李明波赵海建主持人:李明波
本报国际问题资深编辑北大硕士三剑客
纽约地铁3日发生惨剧,遇害人韩基石在纽约时报广场附近一座地铁站与一名男子发生争执,遭推下站台,未能爬上去,被列车撞死。自由摄影师奥马尔·阿巴西用相机拍下这一幕,把照片卖给《纽约邮报》,照片次日在该报头版见报。不少人谴责阿巴西只顾照相、不帮助韩基石爬上站台。受到“见死不救”指责的自由摄影师阿巴西5日为自己辩护,说事发突然,当时来不及施救且想用闪光灯警示列车。
李明波:在生死一线的时刻,摄影师到底是先救人还是先拍照采访?选择拍照的摄影师并非阿巴西一个。1994年,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拍摄了一张濒临饿死的苏丹儿童照片,上面的小孩子皮包骨头,后面一只专吃尸体的秃鹫紧紧盯着孩子。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但是也受到公众强烈抨击,不久被舆论所迫而自杀。
挽救生命才是第一位
党建军: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救人还是第一位的。你应不应该救人?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你虽然是个摄影师,但你首先是个人。就像你提到的卡特,当时你没有选择救人,虽然你能拍到一张好照片,但你内心肯定要受到巨大煎熬。你最终承受不了心理压力而自杀。
赵海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新闻理念问题,一般情况下,记者应该客观真实地去记录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参与并影响事态的发展。单从这一点来说,阿巴西似乎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然而,新闻从业人员也应有自己的人性关怀,在人命关天的情况下,挽救生命才是第一位的。我觉得,卡特似乎更应该受到指责,为了拍摄那个令人震撼的镜头,他甚至等待了20分钟。
李明波:这两张照片性质的确不太一样。1994年,卡特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去救那位小女孩。但这次阿巴西距离受害人的距离确实很远,因为照片使用了长焦镜头。阿巴西应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时间太短他不可能救出受害者了。
赵海建: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没有能力救的问题。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列车车头距离受害者确实非常近了。而按照媒体的报道,受害者其实在地铁轨道上挣扎了22秒钟,如果报道属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施救的希望确实不大。
李明波:摄影师选择拍照,大众选择批评摄影师。但是摄影师拍照时身边也应该有很多“大众”的,他们选择的又是什么?摄影师当时选择拍照,也许是自己职业本能的反应。
党建军:从事后的新闻报道看,当时站台上还有其他乘客。但是从照片上看,站台上的其他乘客没有一个人去试图救受害者。就像有人批评的一样,“纽约是不是一个男人都没有”?但批评他们是冷漠的围观者恰当吗?围观者当时也通过大声呼救等手段试图提醒司机减速,其实每个人都有避险心理。
李明波:对,假设我们在地铁站看到两个陌生人吵架,许多人本能的反应一般都是远离。
赵海建: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救人所面临的风险问题。摄影师事后也提到,受害者的体重比较重,如果一旦冲到站台边施救,很可能连累自己也摔下站台。还有一个令摄影师害怕的事情是,据称,当他准备施救时,施害者这时正向他跑来。
《纽约邮报》更应该被指责
李明波:这张照片在事后引发的巨大轰动,其实也对警方迅速抓捕行凶者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否反映了摄影师在事发当时的角色。
赵海建:从纯技术角度看,这张照片确实很有冲击力。它最终引发巨大争议,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对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进行反省。
党建军:不过这只是客观效果,并非摄影师的主观目的。据摄影师说,他是用闪光灯提醒列车。
赵海建:这件事迅速扩大主要原因是《纽约邮报》的处理手段,特别是它使用了一个冷冰冰的标题《死定了》,给人的感觉非常糟糕,缺少足够的人性关怀。
党建军:相比摄影师和现场围观者,《纽约邮报》的编辑更值得谴责。
李明波:《纽约邮报》的做法实际上是给家属造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它仅仅考虑到自己的发行量,而不是读者的心理感受。
地铁管理存严重隐患
党建军:我们在纽约采访的时候,也多次乘坐地铁。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纽约地铁,没有一道屏蔽门,很容易发生乘客坠落事故。
李明波:对,我当时就曾设想,如果恐怖分子每天在纽约地铁推一个无辜行人就足够制造巨大的心理恐慌。
赵海建:由于建造年代久远,西方很多大都市地铁都存在多多少少的硬件问题。伦敦的地铁也没有屏蔽门。
党建军:纽约地铁站台上也几乎看不到管理人员。如果这次站台上有管理人员,他可以更早更有效地通知列车司机减速,而不用站台上的乘客使用闪光灯等低效手段通知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