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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寺登街
一部凝固的茶马文化史书(上)
本报记者肖秋生
2001年10月11日,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基金会(WMF)在美国纽约宣布:中国剑川沙溪寺登街(区域)入选2002年101个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该组织宣称:“沙溪寺登街(区域)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台、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当时连接西藏和东南亚的古集市还保留得相当完备。”从此,这个被时光湮没、被岁月遗忘的滇西边远小镇,蜚声海外,成为与埃及国王谷、意大利庞贝古城、中国万里长城齐名的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海外游客慕名而来,他们在这里住古老的马店客栈、听古戏台上着戏装的原生态白族腔、观兴教寺大殿神韵、过古桥、踏古栈道、走茶马古道,追寻那遥远、苍凉、悲壮的马帮传说……一页又一页,翻阅品读着这一部凝固的茶马文化史书。
茶马文化价值非凡
来到剑川县沙溪古镇,不由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恍若时光倒流,回到遥远的茶马古道,徜徉在沙溪镇几百年岁月风雨洗涤的石板路上,古老的马店驿站接踵而至,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马鞍、马镫、马鞭、马铃、马灯,灶台与饭桌、板凳,就连那被油灯和灶火熏得黑油油的墙壁,都被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原本的模样。
犹如庞贝古城,被火山爆发凝固成永恒,沙溪古镇被岁月尘封。
因为她偏僻,所以被遗忘;因为她贫穷,所以免遭建设性破坏。没想到,偏僻与贫穷,竟然成为古镇的幸运。这也是茶马文化的幸运:完整保存了这唯一的茶马重镇。还因为剑川人对茶马文化那依依不舍的眷恋,自觉自愿的精心呵护。2005年,沙溪古镇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
见过了一些古城的过度商业开发,古街变成喧嚣的商业街,古色古香黯然失色,便越发被沙溪的宁静所震撼,踩着石板路,站在古戏楼下,置身兴教寺的大殿内,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十分荣幸,有一位“特殊导游”为我们引路。他就是白族文化学者,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与宗教艺术研究专家董增旭。他出版过多部专著,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8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国学大讲坛”多次做学术专题演讲。他的满腹经纶和生动讲解让我们大开眼界,亲切地称他“董博士”。
为什么茶马古道对沙溪古镇情有独钟,慷慨地给予她昌盛繁荣、璀璨似锦的奢华?
董增旭说,这首先是由沙溪古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沙溪古镇坐落在黑潓江西岸鳌峰山北端,古镇的中心寺登街就在“鳌头”所在的缓坡上,是沙溪位置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依山傍水,大气磅礴,是沙溪古镇茶马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沙溪成为“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集镇和交通要冲。从这里北上可达我国康藏地区并进入印度;南下经大理、楚雄连接“五尺道”进入中原腹地;向西连接“博兰古道”、“永昌道”,进入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
现在的寺登街,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叫做“南坛”,意思是南面的佛坛。早在唐代以前这里就建有寺院。明朝永乐十三年,寺院扩建后名为兴教寺。从那时开始,“南坛”的地名就改为“寺登”了。
为什么叫“寺登”呢?“寺”指的就是“兴教寺”,“登”是白族语“地方”的意思。“寺登”,就是“兴教寺所在的地方”。白族人将“集市”称为“街子”,以兴教寺为中心的茶马古道集市形成以后,这里就叫寺登街,意思就是“寺院所在地方的街子”。
沙溪古镇既不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也不是茶马古道的终点,为什么唯此地一枝独秀,成为一串项链中体量最大、价值最高的那块宝石呢?
从地理位置和物质准备上来说,她是“鬼门关”的进出口,也是即将走向雪域高原的马帮商旅最后的补给站和休养所。由这里走出寨门,踏上茶马古道,“山间铃响马帮来”,不是抒情诗,而是悲壮曲。马帮在“锅头”的带领下,穿行在高山峡谷、跋涉在激流险滩、挣扎在沼泽和原始森林的恐怖中,命悬一线,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谋生活。
茶马古道旁,埋葬着多少马帮客累累的白骨?马帮客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还要有视死如归的冒险精神。他们需要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支撑。寺登街上的兴教寺与古戏台就成为连接神圣天堂与世间繁华的不二选择。
佛教寺庙大都建在风景秀丽的名山仙境,为什么在沙溪古镇上建有规模宏大的寺院?答案就是:精神需要。寺院里的佛祖神灵守护着古镇的百姓和在茶马古道上艰难跋涉的马帮商旅,马帮商旅供奉香火,虔诚跪拜,祈求佛祖神灵保佑,一路平安……对于那些经历了生死考验,终于攀过雪山、涉过激流、走出峡谷,回到沙溪的马帮商旅来说,寺登街就是“人间天堂”,他们要尽情欢歌、享受生活,准备着再闯“鬼门关”。
“茶马互市”始于唐代兴于宋代。所谓“茶马互市”就是以物易物,用我国康藏地区的特产马匹、皮毛、麝香、藏红花、贝母、虫草等与云南、四川的茶叶、盐巴、布帛、糖等生活必需品,通过马帮驮运进行交易。《太平寰宇记》记载:“番部地蛮夷混杂、无市肆,每汉人与之博易,不见使钱。汉用绸紬、茶、布,番部用椒、马之类。”因为藏民对于茶叶的需求量最大,所以“以茶易马”的交易数额是最大的。
董增旭说,茶马古道及其茶马文化具有非凡的价值,是一部让我们常读常新的史书。比如,我们以往对茶马文化的认识,更多局限在茶马古道是一条经济贸易通道,这就未免忽视了她在国家政治文化维护民族团结及国家统一中的独特作用。
藏族人民居住在我国青藏高原,这是高海拔、高严寒的干旱地区,缺乏蔬菜、水果,饮食以乳肉、青稞、糌粑为主。在滇茶入藏之前,藏族先民只能采集一些树叶或一些植物的根茎,用土碱熬制代茶,不仅取之困难,而且难以入口。云南、四川盛产茶叶,沙溪古镇周边地区就有很多盐井开采,使得这里成为茶叶和盐巴的最大集散地。
滇茶入藏最早应在唐(吐蕃)时期,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就带去了茶叶。茶叶最早是作为宫廷药用,继而成为高官、贵族的饮品,后来才渐渐传播到民间。
茶叶为何如此珍贵?因为茶叶可以分解油腻,帮助消化,解毒祛病,补充人体必要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滴露漫录》记载说:“茶之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
由“关国家大经”这5个字可知茶叶和盐巴的重要性已经同康藏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起来。要知道,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后来的坦克战车,吐蕃为什么肯用马匹换取茶叶和盐巴?史料中有许多藏人“嗜茶如命”、“如不得茶,则病且死”的记载。没有茶叶,消化不良,人就生病,没有盐巴,人就浑身无力。藏族地区的民谚:“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从这一角度讲,茶马古道进一步密切了藏族人民与祖国母亲的血肉联系。
兴教寺的文化内涵
董增旭介绍说,沙溪古镇以寺登街为中心展开四方街等布局,兴教寺是寺登街的核心。
兴教寺建于明永乐十三年,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它是我国目前保存规模最大、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佛教密宗“阿吒力”寺院。兴教寺内保存的明代壁画深受中原绘画风格影响,又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是我国西南边疆古代白族绘画艺术的瑰宝。兴教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高超的明代建筑艺术令人叹为观止。
兴教寺大殿的建筑结构特点:南北顺深长18米,东西进深14.5米,高19米。梁柱肥硕,雄浑凝重,斗拱浑厚大方,12根立柱微微倾斜,中间用两架过梁、穿枋支撑屋顶,建筑物的重力被合理地分解到了斗拱和立柱墙体上,形成大殿如此巨大开阔的空间,而中间没有一根柱子。而且,这种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极强。大家知道,云南是地震多发区,但是,历经600年间多次地震的破坏,它巍然屹立,丝毫不变形。
这些建筑的梁柱衔接手法精巧复杂,做工大气,既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古建筑大殿式样遗风,又深受白族建筑风格和藏密寺院建筑风范的影响,属国内罕见。
大殿的重檐九脊顶也是兴教寺的特色之一。北京故宫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最大皇家建筑,房屋建筑总共有9990多间,但是,重檐脊顶的只有太和殿、中和殿等几处宫殿。因为在古代建筑规范中,只有皇帝用于大典或规格较高寺院才能使用重檐脊顶的建筑。这座大殿俗称万佛殿,但殿内原供的是五方佛。五方佛是佛教密宗最主要的本尊,其规格之高从大殿的重檐九脊顶就可以看出。
一座兴教寺,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大殿正面门楣上的《南无降魔释迦如来会》壁画,整幅画面人物众多,蔚为壮观,人物比例精当,造型生动,神态栩栩如生,各呈异彩,绘画风格具有唐宋遗风,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一脉相承,是兴教寺现存20多幅壁画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幅。我们花几十万元修复一幅古壁画,有的人看了觉得值吗?怎么感觉跟没修复的差不多?这是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修复理念和修复技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能够使壁画得到最好保护,延年益寿,让后代子孙欣赏古典文化之美。
兴教寺作为著名的佛教寺院,关于它的宗教活动提及的人很少,而明代杨升庵和李元阳游兴教寺所题的《海棠诗》却是历代沙溪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文学美谈。杨升庵是明代状元,曾当过嘉靖皇帝讲经的老师,后来因为“议大礼”而触怒皇帝,被谪戍云南永昌郡,终身不赦。李元阳是明代进士,官至“翰林庶吉士”,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借故辞官赋闲。“杨李”同是官场失意的才子,经常结伴同游吟诗作赋,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赋。
明嘉靖九年,二人游览石宝山后到兴教寺住宿,恰逢寺内两株海棠盛放,艳而不妖,丽而不媚,不开在帝都京师,博取显贵青睐,也不开在高官大户的花园中,却与世无争地独自开放在这乡村古寺之中,眼前的这一景象使落难当朝的状元郎杨升庵感慨万千,于是,挥毫题诗于寺院墙壁上: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杨李”二人住宿山倌(兴教寺)时,刚从石宝山下来,累得大汗淋漓,满面灰尘,有几位教书先生在里面谈今说古,吟诗作赋,没搭理他们。此时,李元阳看到杨升庵的题诗,于是赋诗二首。这一首是写给山倌中那几位瞧不起人的教书先生,诗云:
意浓姿淡浣新红,山倌相逢二月中;
区别要君重着眼,野桃篱杏烂成丛。
意思是说,在春光明媚的二月中与你们在山倌中相逢,本来是很好的缘分,但是以衣冠取人实在不应该,并调侃这样的教书匠,就像路边随处可见的“野桃”和“篱杏”一样。
李元阳的另一首诗是回赋“京华一朵千金价”,愿把自己的才学向海棠一样奉献给边疆百姓的杨升庵,诗云:
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比去年芳;
莫言空谷知音少,也有题词玉署郎。
第二天清晨,几位教书先生看到了寺壁上的题诗与落款,自觉有眼无珠,惭愧难当,仰慕很久的“国色名花”到了身边竟然不知道,而且还看不起他们,赶紧跑到街上到处找,但高人已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如此美诗美谈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