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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冰
《民国元年》一书出入于文史之间,使用了大量报刊等原始史料,又借助小说、《竹枝词》等文学记述,力图呈现、描摹民国元年这一历史现场,一一记述辛亥鼎革之际,家国、社会、男女、衣履和娱乐等日常生活方面的一朝剧变或缓慢迁移。“用学术的眼光,写有趣的文章”是此书的写作宗旨,文史互证则是其基本方法,而两者恰有相辅相成之效。
本书作者颜浩对特定历史时刻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状态,及浮现和隐含于其中的价值观念变迁,给予了条分缕析、洞烛幽微的情境再现和意义阐释。
其一是研究视角的独特。不同于以往热衷于对大历史、大事件宏观框架的大叙事,近年来的历史读物多转向关注大历史、大事件视野中的小细节、小“内幕”。这类叙述初看不无新鲜之感,细辨起来,却不过是对大历史、大事件或正或反的充实、补遗而已。不管哪类叙述,其中都难觅普通百姓个体生态与命运的踪迹。于是,一种个体生命微渺、人文底蕴空洞的价值感受,就不免让后人在仰望历史的高远、深沉之余油然而生。其实,历史前进步伐或快或慢,也许确与几个伟人、几个大事件的促成密不可分,但历史洪流滚滚滔滔地卷携着的,主要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那些大事件、大人物不过是一些醒目的标志,这些个体所构成的才是历史洪流本身。《民国元年》另辟新径,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百年前的社会生活,鲜明地体现出这样一种思想理性的自觉。在该书中,大众的衣食住行、婚庆文娱等等,都得到了有条不紊的展示,相当精彩地还原了“民国元年”这一标志性年份应有的鲜活与真实,如同拂去宝盒上的尘埃,呈现出一个活化的“家国”。由此,《民国元年》反而显出一种超越醒目标志、关注洪流本身的通透与开阔,其中独具意味的真相、人文情怀浓郁的新见,有力地淡化了普通读者面对历史的惶惑之感。
其二是研究手法的创新。作者从文学史、文化史和舆论史的角度,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文学作品与历史资料进行了有效整合,使得该书既有历史的真实、厚重,又有文学作品特有的生动、优美。“文史互证”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的《钱注杜诗》,这本书确立了“诗史互证”的诗歌解释方法,后经国学大师陈寅恪开拓,使“文史互证”具有了现代学术的气质。有关晚清、民国的史料库存极为可观,这一时期又是文学创作相当丰富的阶段,对这种历史资料状况的贴切把握,自是成就《民国元年》的基本条件。该书的叙述兼具历史笔法“微而显,志而晦”的品格和文学的“美刺”特征,往往由史料入手,构建出历史的现场感,继之以文学作品相佐证,用小说的虚构来形象地充实与“活化”各种社会风尚的史实,真实与虚构错杂交织,创设出一个书中有书、不是小说胜似小说的阅读情境。具体说来,书中大量地引用了当时《申报》《大公报》等报刊新闻,又梳理了恽毓鼎、老舍、梁实秋、张爱玲的日记或小说,经过分析、判断和剪裁、组合,令人信服地展现出一幕幕鲜活而典型的历史情境。无论在民国史著述还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这种“文史互证”的方法均具新意。
其三是对史料的深度挖掘。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支撑,没有对史料的独家发掘与甄别、筛选,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创新将沦为空谈。本书读起来轻巧有趣,但透过叙述文字,既可见作者对历史资料的广搜穷究之功,又可见其处理庞杂史料的举重若轻之能。该书涵盖了丰富的民国史料,包括民国旧刊、旧照片,以及几乎绝迹的小说文本等等。如对满族作家穆儒丐及其作品《徐生自传》《北京》等的深度剖析,就属填补史料空白之举,甚至可以起到为学术研究拓展空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