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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育生
1955年11月,胡适收到张爱玲从香港发来的一封信,同时还有寄来的一本小说《秧歌》。他初读感觉“很好”,再仔细读后,于第二年初给张爱玲写了回信。
张爱玲生活在上海一个官宦之家,从小喜欢读书,很有悟性,上中学时就在校刊上发表文章。三十年代后期,她不堪忍受父亲与继母对她的暴力行为,遂离家出走,考入香港大学文学院。1942年香港沦陷,她未毕业就回到上海,从此开始写剧评、影评,后来写小说,发表了《倾城之恋》《心经》《半生缘》等大量作品,她的女性小说为上海文学界所瞩目。上海解放后,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但长期养成的贵族家庭生活方式,加上身背的曾是胡兰成“汉奸妻子”的包袱,使张爱玲很不习惯新社会的人际关系与生活氛围,1952年迁居香港,以卖文为生。
还在上海上中学时,张爱玲就读过家中藏的《胡适文存》,还喜欢看经过胡适考证、作序并极力推荐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和《海上花列传》。从这时起她便知道胡适的大名,四十年代还写过评论《诗与胡说》,其中还提到胡适的诗。
胡适虽然不认识张爱玲,但还是认真读了她的小说。这除去胡适一贯爱惜青年人才的胸怀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爱玲的信令他感到很高兴。因为她在信中说:“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所以,胡适在回信中说:“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十分满意了。”
张爱玲在信中还说,胡适评价《海上花》艺术风格是“平淡而近自然”,她的小说《秧歌》如果能有一点接近这种境界,她就很高兴了。对此,胡适认为《秧歌》是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在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胡适为了证实这“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在信中还举了小说中许多细节的描写,提出个别的“小误”等等。
胡适写信不到一个月,张爱玲就给他写了回信。她说:“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她对胡适提到的某些“小误”,都具体做了相应的回答。她还说批评界大都从政治方面着眼,而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么注意”。张爱玲最后在信中还说,她一直有个愿望,想将《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并希望得到胡适的具体指导,这让胡适感到格外高兴。
1955年10月,张爱玲移居纽约。不久,她和女友炎樱一同到胡适家中拜访他。据她在《忆胡适之》中说,胡适住的白色水泥方块房子,就像香港的公寓,室内的陈设也很熟悉。胡适穿着长袍子,他的太太给她俩泡上绿茶,立刻让她感到他们就是旧式婚姻中少有的幸福的例子。那天他们似乎没有谈更多的话,却让张爱玲回忆起过去她读过胡适的书,回忆起她的姑姑和母亲与胡适同桌打过牌,回忆起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时报上登的照片,满面笑容,打着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笑着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此后,胡适回访过张爱玲一次。据《胡适日记》记载,从这次谈话中,始知张爱玲的祖父是张佩纶,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女婿,任过皇室起居注职。他曾将胡适的父亲胡传推荐给督办东北边务的吴大徵,从此开始了胡传的仕途生涯,以至任台湾营务处总巡等职。后来张佩纶遇事遭贬时,胡传知恩当报,曾远道致函问候,并赠银一百两。
后来张爱玲独自又看过胡适。这一次是在他家的书房里,整个一道墙满是书架,几乎高齐屋顶,但却没有多少书。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她感觉跟胡适谈话“如对神明”,似乎不会说话了。胡适是个很重感情、知恩图报的人,就给她讲她祖父曾帮过他父亲忙的故事,还说她祖父的日记中还记载有这件事。对此,张爱玲一无所知,因为家中很少谈起祖父的事。
至此胡适对张爱玲又多了一层关系,感恩节时,胡适怕她一个人寂寞,专门打电话约她到中国馆子吃饭。而张爱玲和炎樱一起已经吃了烤鸭,出来后天已经黑了,吹了风受了凉,回到家就呕吐。她向胡适说明实情,没有应约吃饭。
张爱玲最后一次见到胡适,是胡适一个人到她所在的职业女子宿舍。他们坐在客厅里,客厅就像学校一个礼堂,还有个讲台,台下有方桌和旧沙发。张爱玲似乎不好意思,但胡适却说这个地方好,她感到也不像说敷衍的话。坐的时间不长,张爱玲送他出来,站在大门外的台阶说话。天冷风大,胡适望着远处的赫贞江,笑眯眯地怔住了。他留给张爱玲的最后印象是:“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膀,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一个文艺作场搞创作,她请胡适为她作保。胡适答应了,还将那本《秧歌》寄还给她,她看到通篇经他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了字,令她十分感动。此后,胡适去了台湾。当她听到胡适去世的消息,她只觉得“惘惘的”;直到她开始翻译《海上花》时,这才真正觉得胡适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