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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斑与笔
卢敦基
索罗斯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给国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被指责一手酿成了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穆德说的。至于大家都知道的普京,则认为索罗斯应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负责。索罗斯认为自己与亚洲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另一些事件中起了一点作用。他颇为自豪地说:“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筑了自己的理念框架”;“其二,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和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不得不承认,这句话说得没错。
索罗斯不喜欢回忆往日。如果人家问他,他会说,他只知道未来发生的事件。这句话说得真是太牛了,尤其是对一个活跃在金融市场的人士。不过,其实往日的经历仍然教育和培训了他。比如说他经常处于远离均衡的状态中。他父亲在一战时被俄军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组织一队人马越狱逃亡,顺着河流乘着木筏。但他不知道西伯利亚的河流都流到北冰洋,越狱小组的方向直指北极。等到他们在亚寒带针叶林中穿梭了好几个月,俄国革命同时爆发了,所有俘虏得到释放,也就是说,他爸爸本来早可回到匈牙利的家了。老头子后来经常跟索罗斯讲述这段经历,结论是:常规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如果执意墨守成规,你很可能因此丧命。所以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了匈牙利,老头子就果断地为自己家和另外一些家庭弄来了假文件,掩饰了犹太人的事实。
索罗斯于是就经常把生活看成是远离均衡状态的东西,而且这个理念意味着生活可能会回归均衡或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确立的理念对他的一生会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个理念不是光说说的,而是融入血液、落实于每个行为中的。对世界,其实有三种人:一种茫然无觉,浑然无知,在生活之流中随波荡漾;第二种是发现生活中的合理性,善于解释现实形成的种种道理;第三种是发现生活中的非均衡状态,并借此确定自己的行动目标。不用说,第二种人是现实的辩护士,第三种人才是革命者。
今日的中国人不容易理解索罗斯。穷人不理解他是因为索罗斯是大富豪,不是坏人怎么能当大富豪?富人不理解他,是因为你赚了大钱就可以了,怎么会想到去创造什么理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呢?那不是多事吗?做事情什么时候靠书呆子呢?其实许多穷人心里也想,老子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置之度外。这还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观念上的大差别。他们凡事讲个科学,拿一些既定的框架、方法来研究事情。我们则以成败论英雄,成王败寇,以实践检验一切。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不同的伟人。
索罗斯理论的核心是“反身性”。不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但将其作为理论的核心,在社会科学家中还真不多。他以为:人对待世界有两种功能。一是认知功能;二是影响功能。认识了去行动,谁都知道;但强调行动后会影响原来的认识,这便是“反身性”。说起来并不深奥,但科学兴起时确实把研究对象看成一个单独存在、恒定不变的客体,牛顿体系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直到量子力学出来情况才有所改变。索罗斯是在金融市场中体悟他的理论的。在金融市场中,众人的认知和行为与市场的走势相互影响,是太重要太重要的题目。索罗斯对此情有独钟,并非偶然,况且他还靠此赚了大把大把的钱。
在苏联崩溃时,索罗斯拿出1亿美元维护和改革苏联的科学事业。方式简单透明:研究成果在国际认可的杂志上被引用3次,即可获得500美元。当时这点钱可以维持一个家庭一年的开销。我学材料的大三儿子说,这个标准并不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