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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我在报刊上开过不少专栏,短的几周、几个月,长的几年,最长的一个是给《经营与管理》写《经济快语》,从1996年元月至2007年,写了11年之久。每月一篇,每篇两三千字,有时写得长了也没有关系。从刊名可知这不是一个纯文学刊物,我也不是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刊物上开这么久的专栏呢?
这要归功于我的老友孙洪福先生。自他主持这个刊物后,刊物的面貌大变,发行量剧增,因为切近中国经济现实,敢发新声,常有创意,思想分量和可读性增加,吸引了大批企业家。他时不时地约我在上面写些谈论经济的文章。我们相交多年,年龄相仿,我只比他大一岁,都在工厂里干了二十多年,我在机械行业,他在纺织业,正好互通有无,能联系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都喜欢文学,同属于“业余作者”。后来他调入工人日报社当编辑,我进入作家协会。
他当了编辑就找我要稿子,我也认为他天生就是当编辑的好材料,读书很多,且记忆力惊人,我遇有疑惑又不愿或一时无法去查找资料,就请教他,他大都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由于我小时候每到农闲时要给乡亲们读武侠小说,听众关心的是情节和人物命运,我当时还在上小学,常被不认识的生字卡住,乡亲们就催我“快顺下去”。久而久之我养成一个坏毛病,碰到生字习惯性地根据偏旁或形状瞎蒙,或者顺着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自己现编,而洪福是个极认真的人,便常帮我纠正错别字,堪称“一字师”。
就这样我零零散散地为他的刊物写了几篇稿子之后,1995年底在一次聚会时他提出从下一年第一期开始,请我开个专栏,放在头版头条,连专栏的名字都替我想好了,叫《经济快语》;还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列出了近20个题目,我可以按他给出的题目写,也可以自己定题目写,只要跟经济、跟企业有关就行。他一切都想好了,盛情难却,我无法拒绝。
开个专栏并不难,能维持11年的时间却不容易,这期间我曾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十几本小说和散文集,有几次都想停掉这个专栏,最终也不好意思向洪福开口,只好咬牙坚持下来,紧急时开开夜车就顶下来了。洪福是个有长性的人,牢靠而厚重,嘴里没有虚的,你跟他成为朋友就可以一辈子放心地交下去了。平常不一定联系紧密,只要见了面就感到亲近,可以无话不谈。让这样的朋友盯上你,怎么逃脱得了?他有一招很厉害,不断地把读者的反映反馈给我,比如常说的一句话是:许多读者接到刊物后都是先读你的专栏……一开始我理解成这是褒奖,似乎是在表扬我稿子精彩,读者喜欢先读为快。后来才明白,我的专栏排在最前面,只要是一个正常的读者正常地打开刊物,自然会先看到我的文章。
但有一点确是事实,当时文学刊物的发行量急剧滑落,普通文学月刊难过万册,而《经营与管理》每月却发行近8万册,我发在这个刊物上的文章常常被报纸和文学刊物转载。比如与天津相距遥远的《四川文学》,竟在封二用彩印转载我发在《经营与管理》上的《难得一笑》。这说明四川的文学同行竟然也能看到《经营与管理》,可见这个刊物的影响。从我接到的读者来信看,有些发在《经营与管理》上的短文章比一篇小说所收到的反应更多些。这也是我没有放弃这个专栏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对企业有感情、有兴趣,通过这个专栏我结识了不少企业家朋友。那个阶段可能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精彩的一个时期,国有企业“断奶”(亦称“转型”)的痛苦程序基本完成,东南亚的“经济风暴”尚未降临,经济领域异常活跃,而文字对经济现象的表述却跟不上。记得沙叶新当时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没有比经济文章更枯燥乏味的了。洪福接手《经营与管理》后,提升了这个刊物的文化品位,他开辟我的专栏也是想给刊物增加一点文学性和可读性。《经济快语》之所以能写了这么长时间,也赖一种经济大势的成全。
我们合作的十几年也可以说是经济与文学的“蜜月期”。以后经济在房地产和汽车业的拉动下只认GDP,有些顾不上继续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而文学也逐渐被市场经济“边缘化”,随着洪福的退休,我的专栏凭惯性又维持了几期后便收笔了。很庆幸与洪福携手将一个专栏坚持了11年多,这样的合作是朋友间灵魂的结合,给我的写作生涯增添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