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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的《废都》到2013年的《带灯》,中间经历了整整20年。对于贾平凹而言,无论是创作心理还是作品本身,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然而,对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而言,贾平凹却始终笔耕不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让人深思,也都是文坛重要的收获。昨天,由《小说评论》杂志社、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美文》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雷达、白烨、吴俊、谢有顺、王春林、畅广元、李星、李国平、邢小利等评论家汇聚西安,为贾平凹,也为《带灯》“号脉会诊”。而在研讨会间隙,贾平凹还给众多特意赶来的大学生读者签名。
中国乡土写作的标志性人物
昨日的研讨会上,“评坛大腕”们不仅分析了贾平凹的《带灯》的创作特色,并对其近年来的创作进行了理论剖析,内容涉及《废都》《秦腔》《古炉》等多部作品。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评价近年来贾平凹的创作在探索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组,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偏重中国经验的充分表达,简而言之就是贾平凹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具有民族气魄。
熟悉贾平凹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的创作中会有一些隐喻的东西,似乎还带着一种神秘色彩,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吴俊将其称为“距离美学”:“贾平凹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固执地要在现实生活中添加一些不可理喻的内容,比如《废都》中能听懂人类语言的牛,显得神秘莫测,而正是这种奇幻和神秘,达到了距离的效果,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价值立场,使其作品空灵性、抒情性、飘逸性都很强大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吴俊评价贾平凹在书写农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是中国乡土写作的标志性、领袖式人物。
《带灯》手稿令人激动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直言,曾有人质疑他是贾平凹的“粉丝”,事实上,他和贾平凹在创作观念上的分歧让二人关系很“紧张”。“但我在看到《带灯》的手写稿时,充满了激动,那种激动简直不可抑制,第一时间就想和别人分享。于是打电话给了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结果被浇了一盆冷水,他表现得很淡然”。而王春林解释说,当他接到李星的电话时,自己还没有读《带灯》,所以很淡然,但真正读了之后,也明白了李星的兴奋所在。
李星认为《带灯》最大的特色在于尖锐地对现实权力进行了批判:“人性批判不能代替权力批判,而这恰恰是很多作家的误区。中国文坛很少有像贾平凹这样深刻揭露权力秘密的作家,而他在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人道情怀、悲悯情怀也让我充满了感动。”李星表示,几年前他看《古炉》时感到震撼,而读《带灯》时则感到了一种心痛,坚硬的现实反映了底层群众没有尊严的生活,但作家完成了优雅的超越。
王春林赞同李星的说法,认为《带灯》直击当下的社会现实之痛,“当下文坛作家思想能力的贫弱导致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平庸,而贾平凹尖锐犀利地切入社会现实,描写了那些被囚禁的生命存在”。
《秦腔》后他不再写好看的故事
如果细细研究贾平凹的创作轨迹,可以看出来早年间贾平凹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比如当年的《商州》《浮躁》以及中篇小说《美穴地》《天狗》等,即使被改编成影视剧,也都非常好看。然而从《秦腔》开始,作家开始细碎化地描写生活。将文学从抽象概括还原到生活自身状态,他写了一大堆生活现象,是一种原生状态的生活现象。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很中肯地评价道:“从《秦腔》之后,他不再写好看的故事,写法上更依赖细节本身的推动力,作家以实写虚,但字里行间透露着现代的东西。贾平凹将传统与现代进行了悖论式的统一。”
西北大学教授杨乐生认为贾平凹后期的创作属于“生活流的写作,采用白描的手法,方法很笨,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之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他现在的作品中有点难觅,但却体现了作家独特的价值。他的作品阴柔中带出了刚性的东西,直指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写出了必须直视的现实问题”。也有评论家对贾平凹现在的语言风格表示肯定,认为他的语言承袭了汉魏风骨,仿佛《世说新语》般简洁明快,虽然质朴,却耐人寻味。记者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