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0年以后，是我国汉语发展最为繁杂的阶段，其中尤以文学界为甚，特别是所谓“网络文学”的出现，以及微信和微博在我国民众中得到广泛使用之后，涌现出数量繁多的“网络语言”。这些随意衍生的“新词语”，一方面是以“诙谐”的方式掩盖了某些人汉语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即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阅读过程中的某种新鲜感、活泼感，从而令这种“新语言病毒”迅速地在民众中传播开来。这也诱发了一些作家在创作中使用这些“新词语”，借此增加其自由的姿态、反叛的精神，用这种准诙谐的方式增强其作品的新潮感和感染力，并认为有节制地使用这些“网络语言”，不仅可以表达对民众生活的关切，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当下社会生活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还能凸显出某种前卫姿态和时尚意味。可以说，这些“新语言病毒”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效应几乎旗鼓相当，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译者应以理性与科学判断来处理“新词语”的翻译难题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新词语”的出现，令翻译工作陷入一个不大亦不小的困境之中。扼要地说，翻译工作追求的是神形兼备。但是，面对汉语文学中无处不在且不断增加的“新词语”，翻译时若忠于其“形”，就会让译者捉襟见肘、词不达意。若循其神，总会有偏离原意或伤其原文之嫌，效果非但不好，还会损伤作家个性创作的初衷。比如将“这样式的”或“这样子的”，写成“酱婶儿的”，将“朋友”写成“盆友”，将“同学”写成“童鞋”等。凡此种种，倘若直译，就需要有注解加以说明，否则外国读者就会不明就里、不知所云。这样不仅会阻断读者的正常阅读，也会妨碍将作品原意迅速渗透到读者的感知世界中去。同时，还会在不同程度上损伤原作品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内涵。

　　翻译要恪守的铁律既不能违反作者原意，也不能影响原作品的美学价值。这就给肩负着传播人类文化责任的翻译工作带来挑战。因此，翻译工作并非处在一个左右逢源的时代，而是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当中。在传统翻译观念中，一种态度认为翻译就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符合所谓“忠、实”的翻译标准。这样的翻译观基本不考虑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与产生的影响，认为译者是隐身的，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不然，我们正是因为喜爱傅雷翻译的风格才爱上巴尔扎克的作品、爱上罗曼·罗兰的作品。这就是所谓的第二种翻译观念：译者在不同语言文化间起到协调作用，并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政治、民族审美趣味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所谓“新语言”就是其中之一。

　　不可否认，汉语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丰满、不断鲜活、不断进步、不断大浪淘沙、推陈出新的过程，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以明清小说、话本为例：在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会经常看到当时社会流行的市井俚语，尽管是平话本、白话本的汉语作品，在今天读来，读者依然很难读懂它们的本来意思，需要编者对其中的个别词语逐一加以注释。但是，这一切终究发生在汉语系统之内，若进行不同语种的翻译就是另一回事了。

　　纵观当代中国，诸如“酱婶儿的”和“童鞋”一类的新词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一种乐于使用，并已经普遍被使用的新词汇，也由此产生出数量繁多的错字、别字。在汉语的日常使用中，并非像有些人预期的那样有错必纠、逢错必改，而是将错就错，并且使用者毫无丝毫羞愧与尴尬。这种将错就错的态度，是因为使用者发现这些错字、别字，竟会产生另一种诙谐的谐音效果。更为有趣的原因是，无论是阅读者还是倾听者，不仅没有因此产生阅读障碍，反而能够接受对方表达，了解对方意图，并欣赏其诙谐、浪漫，甚至“反叛”的姿态。

　　不可思议并非不可理喻。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反叛”的语言都会在部分民众，尤其是在中青年人群中产生不同程度的附和效果，并具有一定的传染力和穿透力。这无疑给我们的翻译工作增加了新的挑战。所以，当前需要翻译人员更加主动地站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第一线，而不是完全被动地字对字、句对句地做消极的文字转换。那种照本宣科的翻译可以把汉字变成外文，但难以解决外国读者的疑问，反而有可能衍生新的不解，甚至导致误会。

　　具体到某部文学作品当中，翻译者需要持一种理性、科学的判断和对其艺术品质、连同价值的考量。如果这样的“新词汇”在一部作品中，作家是作为一种艺术效果加以使用，这就需要做个判断，倘若将某些所谓“新词汇”抽离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不仅不高，反而显得干瘪无味，就要考虑这一类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翻译的价值。反之，这样的“新词汇”虽然在一部作品当中间或使用，产生了活泼的语言效果，是有潜质、有目的性的，即便是把这样的“潮语”抽掉，原作品仍不失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便可判定它具有翻译的价值，就可以根据各国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的不同加以润色、修饰，甚至修改，完成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想达到的艺术效果。

　　好译者在翻译规则下，令语言“起舞”

　　至于翻译的边界，其实也并非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女士在“语际书写”或“跨语际实践”曾说到，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她强调“聚焦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背后的历史条件，考察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的确，从表面上看，译者似乎是在翻译一个作家的某一部作品，但如果译者不能了解该作家的背景，例如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个人经历、民族风俗，包括该作家曾创作过的作品及其艺术风格等，也就难以较好地翻译出他们的作品。这是好的译者必须做的工作之一。有人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这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是翻译的创作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的创作，译者的“创作”是有技术边界的，即在不能背离原作品本来面貌的前提下，在不损害被译作品原意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加工和必要的润色。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规则，也是一个好译者的基本操守。

　　因此，可译与不可译首先是译者的资格问题。众所周知，当代翻译作品的数量正在逐步增加，被翻译的国家和语种也越来越广泛。但与此同时，译者中除了专业人员，还涌现出大量业余从事翻译的人们。如果说后者翻译的内容仅仅是在翻译简介，或者一些零散的短章之类倒也罢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外语和汉语水平良莠不齐的业余译者们，已经开始翻译大部头的外文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其中尤以诗歌为众。这种翻译界的乱象不仅损伤了被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和作者的创作水准、个人形象、声誉，也严重影响了该作品的传播，并在读者中产生不良误判。说到底，一个译者如果不具备翻译的水准，就谈不上享有翻译的资格。所以，规范翻译队伍，严格把好翻译出版关就显得尤为重要。

　　好的翻译语言是天才、智慧和深情的组合，好的译者能够充分调动每一个文字最原始的功能、激情、智慧与美，为国际文化传播产生积极作用。

　　(作者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